Third Front memoir from Zunyi

我是三线人——三线人的亲述回忆集 2018-09-20 11:13 Source 三线人罗尘的回忆 当年没觉得太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惬意”。那是三线建设高潮期,全国人民生活也普遍简单,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又封闭,又完备,是所有三线厂的共同特征。罗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都是在工厂内部读完,不出意外的话,很多人之后进入车间,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当地非常厉害,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日子很好过的。到赶集的时候,去寨子买鸡买鱼,附近山民觉得工人都太有钱了。”王小帅说,“工人都很有优越感,接父母的班,做个工人,是三线当时的不二法则,进工厂,就端上了铁饭碗,有福利,有劳保。我们少年时期穿的裤子鞋子,都是工厂发的劳保用品,那种翻毛皮鞋,农民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换,挺贵的。”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战争远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 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失去了它的战备作用,企业破产,三线人的自豪优越感消失了。 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上海人,厂里破产回乡,想迁回户口时却发现困难重重,为证明自己曾是上海下乡的“三线”人,需要各种文件各种手续,一位工人几经周折还是因为缺少某份文书,无法落户,他不仅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去的,为国家建设拼死拼活,现在服务期满,回家乡过退休生活,报个户口这么困难?想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一位三线人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去街道“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镇。那时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准备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传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 去时容易归来难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信誓旦旦:“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罗尘说,对于这些三线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余光中说的“回不去的地方”,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他者”,以至于王小帅这样感慨,“我羡慕有祖坟的人。” 每年清明节,很多离开的三线人返回三线,祭祀永远留在那里的父辈。 贵州三线工厂第一代上海工人:故乡留在记忆里 “我认识、熟悉的上海都在老照片里,对于现在的上海,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贵州生活近50年的上海人杨小锁说。 今年67岁的杨小锁和丈夫顾荣根都是1966年2月参加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的。他们在贵州成立家庭,在贵州遵义梅岭化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回首当年,老两口说,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离开上海后,故乡就留在了记忆里,而这个曾经偏僻的山区却成为他们落地生根之处。 “当初从上海到贵州来,我们这群人是‘包’了火车过来的,足足坐了4天才到,整列火车应该有近700人,都是我们同一个厂的。”顾荣根回忆说,他和杨小锁都是满怀期望的来到贵州。 顾荣根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迁到贵州,顾荣根说:“我妈妈是不想我迁户口过来的,我偷了户口本让母亲伤心了很久。”杨小锁到了贵州以后发现自己没有带的基本生活用品很多,比如被子是到遵义后写信到上海让家人寄过来的。 “当初想到要来三线搞建设很激动,但来了以后心理落差很大。”杨小锁说,“最初来到这里,最不习惯的就是吃辣和当时的卫生环境。但是想家的苦是当时最大的心结。想家,过年过节都会哭,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很久,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稍微好一点。” 六十年代初期,请不到农民工。工地上没有吊车、翻斗车、挖掘机和推土机,凡是挖土方、平地基、挖沟、下水泥、红砖和泥沙等重活、脏活,都是厂领导带领职工自己干。晚上加班,已是家常便饭。当时加班,既没人动员,也没人号召,更无加班补贴,每天从晚饭后一直干到深夜,厂里只为加班者每人发给2个馒头,但大家亳无怨言 2000年的时候,杨小锁和顾荣根回上海,他们打车回家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家门在哪里。“以前父母在,我们争取每年都回去,后来父母离世后就三五年才回去一次。回去以后,都在兄弟姊妹家各住一小段。虽然都是至亲,但怎么也觉得不是自己家。”后来这老两口还回上海两次,到上海都是家人来接,他们说:“上海变化那么大,我们已经不认识路了。” 记者采访杨小锁时,她的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在。47年了,在杨小锁的一顿普通晚饭上,我们看到菜里仍然没有辣椒,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肉、笋子炖肉成为桌上的大菜。杨小锁说:“我和老伴现在能吃一点辣,但是比起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还是差很多。” 留守在老厂区的老人 杨小锁说:“其实我和老顾后来有机会落户苏州的,但是儿子在这里长大,他的朋友、工作都在这里,他不愿意离开,我已经体会过一次家人分离,不愿意再有第二次。那时我们就决定这辈子都留在贵州了。” 图为留下的老职工,在上世纪那个人所共知的政治环境中,个人是绝对无条件从属于社会的,国家的需要永远高于个人的梦想,国家的需要就是国民的唯一选择。“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一声令下他们就来了,但家乡已经回不去,只能把他乡作故乡 杨小锁的儿子顾海俊5岁至7岁生活在上海,他说:“上海是爸妈的故乡,我的名字中有个‘海’字,也是妈妈对上海的纪念。我媳妇是贵州人,我在贵州长大,我的家,在遵义。” “遵义已经是我离不开的地方,这里有我最深的挂念。上海是我时常会想念的地方,那里是故乡。”杨小锁说,“我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都是老太婆了。47年,贵州现在也建设好了,我们更安心在这里养老。对于上海,我们已经成了客人。” 陈惠珍—“好人好马上三线” 40多年前,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身在三线干革命的有为青年。大家都怀着一颗建设祖国美好家园的志向,来到三线,当时大家不是感到艰苦,而是感到万分的荣幸。 我记得我们毕业分配时和学校的军代表、工宣队的负责同志说,不管分配到那里,不管条件多艰苦,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愿意去。 1969年1月23日我们从北京-西安市转车到铜川,到达铜川是夜晚。厂革命委员会派敞篷大卡车到铜川车站接我们,在卡车到达纸坊时,车上的师傅告诉我们前面的灯光就是厂区和家属区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厂区的楼房这么高,和北京的楼房没有多大差别啊!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由于是晚上,我们看不清那是一层层山坡上垒加起来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高大的楼房。 记得70年全厂职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厂部组织部分职工拉练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积极报名,我记得当时有的职工报名没有批下来,还哭了,特别是三车间的樊桂珍,坚决要求参加,后来车间领导心软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试想如果现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还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求参加呢!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一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一代,是把一生交给国家和人民的一代。 自己建设食堂、宿舍 70年代,车间都是连队编制,每个连队建一个食堂,食堂要自己建,没有砖瓦,我们半夜起来到山上的背砖,往返几次,丝毫不感到劳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兵工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口号下的果实其实很苦 1986年9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541各分指(包头617厂的后备厂)领导决策连连失误,所以一个个分指被迅速搞跨,广大职工生活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开始在541历史上破天荒地拖欠工资。有的分指半年甚至一年不给职工发工资。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18人前后因为缺钱养家而自杀。有一个职工为了养活妻儿,去偷农民喂猪的麸子当口粮吃,当农民跟踪要将其治偷窃罪时,才发现人家一家老小竟然以此为食,不禁也当场落泪。 农民喂猪的麸子 但是就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还是每天到点上班。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分指,一个女职工因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给他的孩子以温饱的生活,悄然上吊自尽。其他分指因无法生活下去,上吊、喝药自杀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今天这个分指死了几个,明天那个分指又死了几个。 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先是机构精简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买地,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541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大山里。 兵工二代人到中年,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中条山的541,如今也都七十多少的老人了。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照比例报销消费。 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来,且设备陈旧,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兵工们要想看个病得去几十里外东镇的总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压弯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兵工的腰,也把兵工二代的腰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亲的命,有的兵工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茫然的第三代 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英雄及他们的后代们是怎样生活的? 当年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我的爸爸妈妈随他们的父母从沈阳迁到了贵州,这偏远的蛮荒之地。祖父那一辈,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于是,我的爸爸妈妈就被献在了贵州的山里。 三线建设初期所有人员都要参与建厂房、宿舍等体力劳动,上海支黔的女青年,她们刚刚离开父母,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独自来到边远的山区,生活很不习惯,加上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初次干这些苦力活,手脚和身子痛得半夜哭起来。但她们又害怕别人听见和看见,便将蚊帐放下,躲在被窝中哭,可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和加班。 三线建设完了,不打仗了,这些下三线的英雄们也被世人遗忘了,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还在那偏远的地方呢? 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就像是一个放在大山里的玻璃泡泡,在山里显得那么美丽,但又好像与世隔绝,很难融进当地文化。 我们是特有的居住区,我们叫“工厂”,自己盖的楼,在厂里工作,拿固定工资,跟周围的村村寨寨像有一堵围墙一样隔着。... Continue Reading →

The Third Front in Yibin, Sichuan

[行进四川]宜宾:两代人的三线建设 现代版愚公移山 【http://www.newssc.org】 【2015-02-02 15:02】 【来源:四川新闻网】 两代三江人接受记者采访,图为夏正根、夏志勇父子。    四川新闻网宜宾2月2日讯(记者 易友波 实习记者 宁俭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启动三线建设,将国防军工产业批量转移至西部地区。如今,时光跨越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三线建设者们依然在坚守、在奉献,以“三线精神”谱写出现代版“愚公移山”的新篇章。在四川宜宾,三江厂就是这么一个缩影。   宜宾市翠屏区的上江北,云集五粮液、宜宾纸业等全国闻名的大型国企,是宜宾工业的重地。但作为三线建设产物的三江厂却鲜为人知,甚至在很多宜宾本地人的印象中,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厂。   三江厂——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也被称为三江机械厂,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航空机载设备定点研制生产企业,也是宜宾目前仅有的两个国防军工系统央企之一。   1965年,上千名建设者从河南、湖南、上海等地汇聚到四川宜宾,建成了三江厂。三江厂从无到有,几经兴衰再到如今的辉煌,50年来,为国家实现“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伟大工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品市场占有也实现了从零起步到行业领先。   近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行进三江厂,听三线建设者们讲述在宜宾的三线故事。 图为三江厂厂区大门   建设三线 “摇晃楼”里的匆匆岁月   要进入三江厂,先得穿过一片略显陈旧却极富时代气息的生活区,而后便可以看见大树掩映着的厂区大门,“航空报国、强军富民、敬业诚信、创新超越”几个蓝色大字树立在一旁的大楼顶上。两行大树苍翠而笔挺,夹道延伸向里,一个个身着蓝色工装的身影步履匆忙。   头发花白,目光炯烔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言谈间神采飞扬,69岁的杨力涛在三江厂已经工作了五十年,看着三江厂从“呱呱坠地”一直到如今的“风华正茂”。   杨力涛是哈尔滨人,1963年从哈尔滨航空技工学校毕业后,舍近求远进入河南新乡一一六厂,当上一名检验员。“厂里的检验科长张毅找我谈话,就说我们要支援三线,在四川包建一个企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只要组织需要,我到任何地方去都行’。”   1965年11月,杨力涛把厂里发的蚊帐、雨靴和几件衣服装进一个大木箱子,前往完全陌生的三线城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三线建设者和杨力涛一样,对于国家的号召毅然响应。1965年到1966年期间,河南一一六厂等地的几百号人分成几批相继前往宜宾,投身三线建设。   “我们来的时候,厂子基本上已经盖好了。当时大家住的是木楼,我们叫它‘摇晃楼’——只要有人上下楼,整栋楼都会摇晃。”杨力涛回忆说,像这样的房子当时有十来栋,住不下的就住在“俱乐部”里,在里面用竹席子一搭就是家,再一拦就是另外一家。   现在的三江厂所处位置,当年还是一座散布着坟堆的荒山。开荒拓地,挖土破石,砌墙盖瓦……历经半年左右的仓促建设,1965年8月,只有几栋简陋厂房和“摇晃楼”的三江厂诞生了,就是杨力涛口中的“基本盖好了”。   而对于同样来自北方的彭明智来说,让他最苦恼的是南方一连半个月阴雨的天气和高强度的工作。 1965年三江厂厂区全景(资料图)   1966年元月份,彭明智带着妻儿同厂里一批三线建设者,坐着火车从河南一路“晃”到了四川宜宾。刚到不久,彭明智一家人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个接一个的发烧感冒。   当时不到半岁的三江厂已经处于“大生产”阶段。彭明智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来,到老街上买菜后一路小跑回家劈柴做饭,一切弄好之后就得去上班。“四川阴雨特别多,柴又不干,这边火烧不着,那边小孩直叫唤,又想赶着去车间,心里急得不得了。”   舍小家、顾大家是大多数三线建设者的真实写照。背井离乡支持三线建设的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人。在老三江人夏正根的心里,自己亏欠家人的就太多了。   夏正根到三江厂后,妻子一个人在江西老家既要忙地里又要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四个孩子和三个老人都靠她,我的工资又少,苦了他们10几年。”直到厂里为妻子安排了一份勤杂工,一家人才终于聚在了一起。   “可是来了也困难啊,一家人都要吃饭。”当时夏正根四个孩子中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家里六个人,全家的收入就靠夫妻俩每月55元5角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那个时候经常到菜市场挑最便宜的菜,甚至捡丢下的菜叶。星期天就去附近的河沟里捞点鱼虾。”在那个年代,像夏正根这样的家庭在三江厂不在少数,一种“只做奉献,不添麻烦”的执着精神,让三江人从未向地方上伸手张口,尽管地方上有意全力支持。 图为三江厂职工研制圆织机场景(资料图,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奋斗三线 “三起三落”中的事业坚守   生活上的种种艰辛,没能让三江人减缓建设和奋斗的步伐,老一辈三线建设者们只要一开工,几乎都是拼了命地在投入。   在车间里做磨工的彭明智,从早上8点钟上岗一直站到晚上下班,除了吃饭的时间,很少有坐着休息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帮同事代班,连上了36个小时的班,回家后才发现腿已经站肿了。”说话的时候,彭明智看了看自己的腿,似乎对当年的疼痛记忆犹新。   在三江人心中,奋斗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身体力行是对“奋斗”的一种诠释,是对艰苦的一种抗争。   夏正根学的是锻造和冲压,在三江厂却被“赶鸭子上架”,成为一名工装设计员。从加工制造到产品设计的“穿越”,迫使夏正根不得不从零开始。   “厂里太缺人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慢慢跟着老技术们学。白天埋在图纸里研究,晚上回家也不停的琢磨,遇到技术难关,就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研究。”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夏正根三十多岁就熬出了白发。   就算是再艰辛,三江人依然充满激情,厂里仍然热火朝天。“连吃饭都是在车间,有的时候带着干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历经共同奋斗的岁月,三江厂成为了一个至亲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凝聚出来的力量一直在延续,并创造出了无数个奇迹。   1966年二季度,投产仅半年多的三江厂交付首批产品,接收产品的部门给出质量特优的评价。得到评价通报那一天,成为了所有三江人最喜庆的“节日”。   “听说要到市委去报喜,我们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当时我是鼓手,我们一路上都在敲。”当时的三江厂受自贡市委管理,厂里派出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去报喜。采访时,杨力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旧兴奋不已。   1979年到1989年,国家多次对军工系统提出转型部署,军工业务急剧萎缩,三江厂遭遇“断奶”后被推向市场。从订单制生产军品,到民品为主,三江厂以“零起步”状态进入市场。在三江人心目中,市场化就是二次创业,但这次创业却让三江厂濒临倒闭。   “自行车铃铛、电风扇、民航配件……凡是在车间里能生产的我们几乎都试验过,但最后才发现,原来除了军工产品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在杨力涛心中,那10年比起建厂的半年来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更艰辛。   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打击,没有让三江人灰心绝望,三线精神支撑着他们步履蹒跚却又始终昂首向前。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三江厂终于走出了困境。1995年,民品产值已占到全厂工业总产值的80.7%,比1984年增长1726.3%,实现了以民为主、以民养军的转型发展战略目标。至此,三江厂开启了创业后的第二次辉煌。 传承三线 青出于蓝胜于蓝   老一辈三江人的坚守和奉献,在后辈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三江厂大部分职工都是第二代三江人,他们在传承着三线精神。   很多二代三江人在小时候就埋下了军工梦。在钟建宏的记忆当中,三江厂是神秘的。“上幼儿园时看到某个厂房内有一个皮人弹到天上去,然后又高高的落下来。”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钟建宏一直充满着好奇。   “长大一点知道三江厂是军工单位,和航空有关,心里觉得很自豪。”于是,钟建宏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定下了理想,长大后进厂里当一名技术工人。   技校毕业后,钟建宏如愿被招入三江厂工作。“我进厂的第一个师傅许锡洪是厂里的劳模。他年纪虽然大了,但干活没有任何人超得过他,连上厕所都是一阵小跑,直到退休那一天。”钟建宏说,长辈们在现实中为大家树立的榜样,成为了新一辈三江人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熊利现在是三江厂的技术骨干,由她创新设计出多种飞机配套产品,获得多项国防专利和多次立功表彰。在她的心里,身为锻造工人的父亲熊廷义就是自己的榜样。“厂里8点钟上班,父亲总是每天7点15分就到了厂里。先把煅炉预热好,再打扫好卫生,中午还要连续上班,他那份强烈的责任心一直感染着我。”   彭辉是老三江人彭明智的儿子,如今是厂里最优秀的铣工,曾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三江厂有一个以“彭辉”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8名高技能人才和7名工程技术人才汇聚于此。...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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