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 Yibo recalls the Third Front campaign

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能巨大灾害。报告建设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8年之久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主席和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式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主席听取了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并讲了一些他的想法,大意是: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

  5月2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大家认为,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小平同志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周总理说:计划方法要总结经验,不能在搞苏联的那一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发展下去更不平衡。1964年的基本建设要重新排队。少奇同志也指出;大家要多搞基本建设,但不能过多,只能办几件事,一切要保持过去几年的做法,不能一下放松。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1、 改变计划方法。毛主席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有计划不进去。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 进行备战。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用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们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我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建设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吕正操、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对上述各项工作,确定由专案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用8、9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由分别成立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同志负责。彭德怀同志被“罢官”后,1965年也到西南三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指挥。西北三线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宋平同志负责。

  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规划于短期内,在省后方的连县、连山、连南一带建设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炸药厂,在海南建设地雷厂、合成氨厂(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硝铵炸药);各专区都建立军械修配和子弹厂;将广州及沿海城市的部分民用工厂和高等院校迁至三线(小三线);加强国防公路、通讯网、电力及物资储备仓库等的建设;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并适当增建学校和医院。

  毛主席对广东省委的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于22日批请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和罗瑞卿同志传阅并写下了以下批语:“广东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小平)、彭(真)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呢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十五亿元左右 ,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周总理当即将毛主席的批语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并于25日同罗瑞卿同志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报中央书记处审批。

  一、二线各省自治区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及广东省委的报告后,立即仿效,根据本省的需要和可能,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支援农业的工厂及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其行动之快,超出人们预料。这样,在备战的工作上。大小三线全面展开,齐头并进。

  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此外,还有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一期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军事工业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内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情况。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面临金沙江,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毛主席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的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厂址,绝大多数地点即无铁又没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在评议中,程子华同志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攀枝花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资源,并且靠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虽距攀枝花较近,但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的,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持异议,论证工作迟迟不能定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李富春同志都赞成程子华同志的主张,在攀枝花建厂,并对迟迟不能确定厂址而着急,于是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思虑再三,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见,程子华同志定不下来,就到毛主席那里定把。周总理带着富春和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964年10月间,李富春同志和我到西南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先都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毛主席对钢厂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见,同意了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1350万吨、生铁160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接着,我们到攀枝花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那里崇山峻岭、深谷激流、地势隐蔽,建厂初期虽然交通条件差一些,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确是一个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更感到程子华同志、冶金部的同志及有关专家坚持在攀枝花建厂的意见是对的,毛主席的决断是正确的。

  1965年11月至次年1月,小平同志带领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视察三线建设的部署。我和李富春同志陪小平同志先到西北看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天工业基地和酒泉钢铁厂等。到四川后,我因有他事先回北京,小平同志赴西南三线视察。小平同志看了攀枝花后,认为那里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钢的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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