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in Sichuan

四川三线建设概况及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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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三线建设,是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备战出发而进行的以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四川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对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以及新世纪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术界逐步开始加深对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四川的三线建设研究相应开展起来,并逐渐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四川三线建设概况

  为加强国防建设,合理工业布局,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此后,中央迅速部署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四川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

  1.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

  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离不开中央的重视、中央领导的关心、地方机构的组织实施和四川人民的大力支援。

  为加快三线建设,1965年2月,中央专门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四川成都,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任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任副主任,后来又增派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委员有国务院各部和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负责人等22人。与此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先后在四川设立了各自的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组织领导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和重视四川三线建设,为了使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保证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四川三线建设第一线视察指导工作。1965年11月初,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带领李富春、薄一波和余秋里、吕正操等中央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四川、贵州、云南视察三线建设情况。196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来到四川视察,检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开展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1965年11月,中央安排彭德怀到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彭德怀到任后首先花了5天时间听取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情况汇报,并在汇报结束后提出了一点、一线、一片的观点。在四川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等,都曾到四川三线建设现场考察调研,解决了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使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建立在更加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保证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

  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后,四川省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也随之成立。支援委员会由省委书记负责,省人委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负责搞好四川三线建设的后勤支援工作。相关地市县的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也随后成立,配合三线建设单位的工作,提供劳动力和物资保障。同时,四川省委还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等城市和重点建设地区设立物资局,统一负责所辖地区内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资供应。为保障三线建设,四川建设了一大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从一开始就注重财力、物力、技术等各方面保证能源先行。为支持三线建设,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修筑襄渝铁路为例,从1970年5月起,省军区在川东北地区组织了21万民兵参加襄渝铁路的修筑。

  2.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

  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围绕着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建设和成昆、襄渝铁路的建设而展开。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也是三线建设第一阶段各方面倾注力量最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1970年6月29日,攀钢炼出第一炉铁水;1975年9月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国防工业建设包括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航天工业、航空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建设。从1964年至1978年,四川先后新建、迁建了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30多个军事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和80多个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成昆、襄渝两条铁路的修筑是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修筑虽然在大跃进时期上马,但随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停工。1964年8月复工,经过34万筑路大军五年的艰苦努力,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三线建设开始后,铁道部还提出修建襄樊至成都的铁路,后改定为襄樊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的襄渝铁路从1968年开始施工,到1973年10月全线建成通车,累计投资36.18亿元,最多时动用员工达82万余人。

  3.四川三线建设的成效与意义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总投资规模达393亿元,新建、扩建、内迁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加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2年全省工业企业达到46339个,职工人数达到1033.09万人。三线建设改变了新中国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的原有格局,在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四川地区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兴的工业基地。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量较强、能独立研制多种军品和民品的生产科研体系,成为我国战略发展后方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川的工业布局开始由几个中心城市向全省扩展,工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四川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改观,不仅适应当时战备的需要,而且为四川以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三线建设主要在四川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布点和展开,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毕竟是以备战为出发点的经济发展战略,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投资建设规模盲目扩大,战线拉得太长,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配套建设不够,综合生产能力很弱等缺陷,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三线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和改造,四川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也随之展开。1985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共涉及39个三线企事业单位。

  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采取“关、停、并、转、迁”的方法。首先是调整企业布局,对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采取就地改善条件、调整产品方向等措施;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在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对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依托中心城市进行迁并或迁建。同时,调整产品结构,对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很强、转向不易的企业,按照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进行改造。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调整改造,四川三线建设存在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和缓解。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和研究状况

  由于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研究三线建设必不可少要研究四川的三线建设。随着历史的积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三线建设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突显出来,四川各地党委政府也更加重视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从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就是其中的典型,攀枝花的三线建设研究也由此走在了各个市州的前列。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尤其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不仅鼎力支持三线建设研究,而且亲自参与到研究活动中,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逐渐扩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1.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概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四川三线建设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研究专家,均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涉猎,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就四川省而言,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与队伍,但有相关的机构与队伍,主要是负有记史修志职能的机构和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从事三线建设研究。

  一是四川省党史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研究者。党史工作机构负有记史、研究之责,地方志工作机构负有记史、修志之责,三线建设研究是其中必然涉及的内容。

  二是三线建设的过去的亲历者。包括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有领导干部、有科研人员、有普通工人、有当地百姓,作为见证人,通过口述回忆等多种方式开展了一些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份量的成果。这批人是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力军。

  三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专业研究人员。四川大学等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工业经济史等教学研究专家,在教学研究中对四川三线建设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四是目前三线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国防科学工业系统的一些同志。他们在宣传军工文化、宣传企业发展历程、记述企业历史等具体工作中,涉及到了三线建设的研究。

  五是民间组织与个人。如四川博物馆学会下设了工业遗产专业委员会,在开展保护四川三线工业遗产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三线建设研究。一些热心于三线建设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四川的会员个人。

  2.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和主要成果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近年来逐渐开展起来,主要通过撰写学术文章、出版口述回忆等资料及专著,举办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学术文章方面: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上查询到的与三线建设相关的论文200余篇,其中研究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有50篇以上,这些文章集中对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三线建设的进程和成就、三线建设功过的评价、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对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等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几篇学位论文对攀枝花、川东等地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口述回忆方面:《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是一套口述史资料丛书(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三线亲历者口述回忆建设历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四川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的回忆口述等记录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成就。《鲁大东纪念文集》(《鲁大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通过对曾任四川省省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的鲁大东的生前回忆,再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片段历史。《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三线风云》(倪同正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三线风云》第二集(余朝林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等,都有相关四川三线建设的专门章节。如《三线风云》第二辑《可歌可泣》中《大三线有个“三江厂”的故事》,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对成都三江厂由创建、兴盛到衰败重组的回顾。目前,省国防科工办系统也正在进行口述资料的采访搜集工作。比较重要的口述回忆资料还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程子华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曾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敏等口述《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文史博览》,2004年1期);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渡口特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总指挥长的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专题资料方面:在一些出版印刷的资料中可见四川三线建设相关资料,如《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79-199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的《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等。一些三线建设的地方部门也编写了当地的三线建设资料,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有数百万字的攀枝花建设资料集,如2000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1936-2000)》、2004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等。目前,全省党史工作机构的19个市州的党史系统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统筹下,正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除了文字资料,影视图片资料也是三线专题资料的重要内容。2010年由四川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文物管理所等拍摄完成、在凤凰卫视播放的《三线往事》纪录片,分十集,以三线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访谈为主,突出了三线人的人生历程。2014年由攀枝花建设亲历者发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炼魂》也搜集了丰富的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在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当地拍摄的宣传片、纪录片中也录有一些当地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博物馆机构为陈展的需要也搜集整理出了大量四川三线建设资料,如广安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万源航天博物馆、梓潼两弹城和设在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等。

  专著方面:目前还缺乏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专著,但在很多论著里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反映。如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在零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开展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历史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中,对四川全省及各地三线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主要由四川参加三线建设领导工作的老同志编写的论文集,其中第六章专门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部署实施,评价启示等,论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思路。由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编写的《四川地方军工史》可算是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中较为权威的专题研究史稿,但遗憾的是仅有约4万字的篇幅,主题也集中在军工企业,对四川三线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目前,全省党史系统正在开展四川三线建设专题研究,期望与档案局、国防科工办等相关部门合作,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基础上,编写出《四川三线建设史》。

  学术研讨方面:2014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承办了四川党史界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全省党史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的四川三线建设研讨会。会议围绕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战略布局,宝贵精神,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与四川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2015年3月,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攀枝花市委又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拟每年举办一次三线建设的专题研讨会,推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

  3.四川省档案馆藏的三线建设研究资料简况

  对四川来说,研究三线建设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档案。据笔者的了解,四川省档案馆是现存四川三线建设档案资料较为全面、集中的地方,是研究四川三线建设查阅各类档案的首选之地。据初步了解,四川省建设委员会1991年11月移交到省档案馆的西南局三线委员会1964-1967年长期案卷78卷、永久案卷102卷,共计约37640页。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1993年10月该办公室移交给省档案馆长期卷宗93卷、永久卷宗45卷,共计约23850页,时间跨度不仅包括三线调整改造时期,还包括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内容涉及四川三线建设规划、项目、建设、人员、工程、财务、调整、合并、撤销等各个方面。

  四川省档案馆还藏有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于1995年11月移交的档案,其中永久案卷目录显示,共涉及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内容30卷,2400余页。2009年11月移交的永久案卷目录显示,涉及1984—1990年三线调整的内容6卷,675页。另外,省国防科工办现存部分军工类三线企业大事记和一些参考资料,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里,四川省革委档案中也有部分涉及三线建设的内容:1966-1969年长期卷宗含三线建设内容14卷,共计2800余页;1970年长期卷宗含7卷,共计1539页;1971年-1973年长期卷宗含2卷,共计101页;1974-1979年长期卷宗含1卷,共计194页;1966-1979年永久卷宗含13卷,共计约2322页。

  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1963-1966年永久长期卷宗1969年移交到省档案馆档案,含三线建设案卷7卷,共计760页。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革委筹备组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省生产建设办公室1980年7月移交档案,1967-1975长期永久案卷含三线建设内容15卷,共计1677页。

  4.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薄弱环节

  虽然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优势,但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也非常明显。

  首先,研究力量整合不够,研究关注点分散,没有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一般性和重复性研究多,而从微观上来研究四川三线建设则不足;对中央和省级层面与三线建设关系的探讨较多,而对基层广大建设者和普通百姓与三线建设关系的研究少;对三线建设的经济成效关注较多,对三线建设的其他影响关注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就资料而言,没有搜集整理出版涵盖四川三线建设各方面史料的资料集,这对推进研究工作、提升研究水平造成了一定影响。就专题研究而言,许多领域的研究或未涉及或未展开或未深入。就全面系统而言,也缺乏诸如《四川三线建设史》这样的权威专著。

  其次,文字资料的查阅与使用不便。据调查,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档案资料,仍处于保密状态。即使档案部门部分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目录,也只能作为研究使用,还不能公开出版。此外,一些三线企业的内部资料也散居各地,许多也属于保密状态。研究者缺乏档案资料,自然会对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再次,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还不够。三线建设在四川大规模展开是1964年,当年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到今天大多年事已高,其中不少健康状况不好,有不少人已离世。虽然一些研究者通过采访他们已获取一些宝贵的口述资料,但还远远不够。因此抓紧时间,抢救三线建设口述资料,是目前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之事。

  综上看出,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队伍、有成果、有相当的基础,但也存在薄弱环节,研究的水平和成果与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的地位还不相适应。因此,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站在新的起点上,把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领域及主要观点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涉及到多方面、多领域,研究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角度也各有特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及背景

  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多样的。大部分学者除了从全国三线角度认为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也从四川独特的资源、战略等优势分析了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宁志一认为,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4期)。徐涛认为,四川在三线建设时期地位得以凸显,跟四川自身的地理环境、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及中国周边局势的变化有关。(徐涛,《四川三线建设略论》,《前沿》,2012年2期)。何莉宏、冷伟认为,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较好的经济基础,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何莉宏、冷伟,《小议四川与云南贵州的三线建设》,《社科纵横》,2011年3期)。

  2.四川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和概况

  三线建设的实施、调整时间跨度大,建设过程复杂,一些论著对其进行了描述,但并不细致。《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过程。何郝炬等人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第六章具体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开展与实施情况。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有一些记录。如樊丙庚记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过程和概况(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城市规划》,1988年6期)。

  3.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评价

  学者们大多综合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普遍认为四川三线建设有利于国防安全,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留下严重后患;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和军事化管理,使得经济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等。宋宜昌的《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论述了四川(含重庆)的三线建设成就,并从军备费用的角度将中国与美苏比较,得出“中国的发展成本都较低,成就都较大”的结论。(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由倪同正主编、王春才顾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收录了郑友贵、陈东林、段娟等三人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一文。该文在对川渝两地的三线企业进行考察、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备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应予以积极肯定。本书中有三篇文章以攀枝花和攀钢为典型范例进行了分析论证,段娟、王蕾、叶明勇三位学者分别论述了《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攀钢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着力点都放在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上,认为当年三线建设在如今西部大开发的高潮中乃至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当然,一些作者也总结出了不少教训。例如,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得出了四川三线建设中工业布局没有做到基地化,没有城市概念,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向农村看齐,仓促上马、建设前期工作效果很差等教训。

  4.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四川三线调整改造,学术界也有一定研究。卢周来对四川三线建设与改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始于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为四川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潜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线改造,又给予四川省经济发展以直接的带动力、推动力,并使之走向外向型发展道路。(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7期)。三线调整改造涉及到许多问题,已有学者研究了三线企业“半边户”家庭的生活问题、下岗职工的生存现状、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构建、三线单位的社会特征与社会生活和企业搬迁等问题。

  5.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加以比较研究。但具体就四川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认为两次大开发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略目标、体制背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回顾四川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性意见。王庭科通过分析四川三线建设的一些实例,指出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6期)

  6.四川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

  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通过挖掘四川各市州三线建设档案材料,对各地三线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就三线建设对当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攀枝花三线建设研究的成果最多。例如,宁志一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对开发攀枝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时机、攀钢建厂地点的选择、管理体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是一个创新、科学合理的决策。(宁志一,《论开发建设攀枝花战略决策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刘吕红、阙敏分析了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关系,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6期)。还有学者以攀枝花市为个案,指出可持续发展和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是三线建设而兴,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的一条发展之路。(杨景全、李仲先、何青,《关于对“三线”城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思考》,《攀枝花学院学报》,2005年6期)。向东对攀枝花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向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论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学者也对四川其他地区三线建设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如从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一文中,可看出三线建设为成都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A14版)。王小蓉认为广安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地域优势而成为四川三线企业布点较为集中的地区,为共和国三线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三线建设也对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小蓉,《略论三线建设在广安的发展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3期)。崔一楠、李群山在《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中分析了三线建设过程中广元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广元这个三线重镇在四川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性和重大影响。(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2期)。

  7.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针对三线建设对全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录了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辛文的《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一文,认为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得益于三线建设;原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处处长赵伟的《三线建设铸成四川强大经济支柱》中也认为三线建设带动了四川的经济发展。宁志一、刘晓兰则认为,三线建设给四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极大地改变了四川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四川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宁志一、刘晓兰,《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现代化进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6期)。宁志一还指出,四川以三线建设为契机,使本地的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三线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4期)。周明长认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不仅使城市借此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而且使其城市体系得以重塑。重工业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1期)。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全面起步也开启了攀枝花的城市化进程。(杨学平,《论三线建设与攀枝花城市化进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6期)。还有学者分析了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周边的落后地区,为开发西部做贡献。李星星、罗勇主编的《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从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中西部的落后地区的阶段性成果。

  8.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四川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80年代至90年代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视察,因此,对三线建设与领袖人物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口述与回忆颇具特色。《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中徐驰《重游攀枝花,怀恋周总理》、王春才《彭德怀去三线》、胡昌旭《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薄一波同志回忆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管开智《朱老总关怀泸天化》、《功盖天地、情暖二滩—我国两代领导人视察二滩纪实》等,既有研究成份,也有亲历者的口述成份。

  9.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也成为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王成平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成平,《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刍议——对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四川文物》,2009年1期)。孙霞、李群山认为,三线建设为绵阳建立国家科技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大量遗产亟待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绵阳三线建设文化与精神应当成为绵阳新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孙霞、李群山,《论绵阳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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