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rd Front memoir from Zunyi

我是三线人——三线人的亲述回忆集

三线人罗尘的回忆

当年没觉得太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惬意”。那是三线建设高潮期,全国人民生活也普遍简单,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又封闭,又完备,是所有三线厂的共同特征。罗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都是在工厂内部读完,不出意外的话,很多人之后进入车间,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当地非常厉害,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日子很好过的。到赶集的时候,去寨子买鸡买鱼,附近山民觉得工人都太有钱了。”王小帅说,“工人都很有优越感,接父母的班,做个工人,是三线当时的不二法则,进工厂,就端上了铁饭碗,有福利,有劳保。我们少年时期穿的裤子鞋子,都是工厂发的劳保用品,那种翻毛皮鞋,农民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换,挺贵的。”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战争远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

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失去了它的战备作用,企业破产,三线人的自豪优越感消失了。

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上海人,厂里破产回乡,想迁回户口时却发现困难重重,为证明自己曾是上海下乡的“三线”人,需要各种文件各种手续,一位工人几经周折还是因为缺少某份文书,无法落户,他不仅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去的,为国家建设拼死拼活,现在服务期满,回家乡过退休生活,报个户口这么困难?想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一位三线人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去街道“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镇。那时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准备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传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

去时容易归来难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信誓旦旦:“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罗尘说,对于这些三线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余光中说的“回不去的地方”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他者”,以至于王小帅这样感慨,“我羡慕有祖坟的人。”

每年清明节,很多离开的三线人返回三线,祭祀永远留在那里的父辈。

贵州三线工厂第一代上海工人:故乡留在记忆里

“我认识、熟悉的上海都在老照片里,对于现在的上海,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贵州生活近50年的上海人杨小锁说。

今年67岁的杨小锁和丈夫顾荣根都是1966年2月参加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的。他们在贵州成立家庭,在贵州遵义梅岭化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回首当年,老两口说,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离开上海后,故乡就留在了记忆里,而这个曾经偏僻的山区却成为他们落地生根之处。

“当初从上海到贵州来,我们这群人是‘包’了火车过来的,足足坐了4天才到,整列火车应该有近700人,都是我们同一个厂的。”顾荣根回忆说,他和杨小锁都是满怀期望的来到贵州。

顾荣根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迁到贵州,顾荣根说:“我妈妈是不想我迁户口过来的,我偷了户口本让母亲伤心了很久。”杨小锁到了贵州以后发现自己没有带的基本生活用品很多,比如被子是到遵义后写信到上海让家人寄过来的。

“当初想到要来三线搞建设很激动,但来了以后心理落差很大。”杨小锁说,“最初来到这里,最不习惯的就是吃辣和当时的卫生环境。但是想家的苦是当时最大的心结。想家,过年过节都会哭,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很久,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稍微好一点。”

六十年代初期,请不到农民工。工地上没有吊车、翻斗车、挖掘机和推土机,凡是挖土方、平地基、挖沟、下水泥、红砖和泥沙等重活、脏活,都是厂领导带领职工自己干。晚上加班,已是家常便饭。当时加班,既没人动员,也没人号召,更无加班补贴,每天从晚饭后一直干到深夜,厂里只为加班者每人发给2个馒头,但大家亳无怨言

2000年的时候,杨小锁和顾荣根回上海,他们打车回家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家门在哪里。“以前父母在,我们争取每年都回去,后来父母离世后就三五年才回去一次。回去以后,都在兄弟姊妹家各住一小段。虽然都是至亲,但怎么也觉得不是自己家。”后来这老两口还回上海两次,到上海都是家人来接,他们说:“上海变化那么大,我们已经不认识路了。”

记者采访杨小锁时,她的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在。47年了,在杨小锁的一顿普通晚饭上,我们看到菜里仍然没有辣椒,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肉、笋子炖肉成为桌上的大菜。杨小锁说:“我和老伴现在能吃一点辣,但是比起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还是差很多。”

留守在老厂区的老人

杨小锁说:“其实我和老顾后来有机会落户苏州的,但是儿子在这里长大,他的朋友、工作都在这里,他不愿意离开,我已经体会过一次家人分离,不愿意再有第二次。那时我们就决定这辈子都留在贵州了。”

图为留下的老职工,在上世纪那个人所共知的政治环境中,个人是绝对无条件从属于社会的,国家的需要永远高于个人的梦想,国家的需要就是国民的唯一选择。“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一声令下他们就来了,但家乡已经回不去,只能把他乡作故乡

杨小锁的儿子顾海俊5岁至7岁生活在上海,他说:“上海是爸妈的故乡,我的名字中有个‘海’字,也是妈妈对上海的纪念。我媳妇是贵州人,我在贵州长大,我的家,在遵义。”

“遵义已经是我离不开的地方,这里有我最深的挂念。上海是我时常会想念的地方,那里是故乡。”杨小锁说,“我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都是老太婆了。47年,贵州现在也建设好了,我们更安心在这里养老。对于上海,我们已经成了客人。”

陈惠珍—“好人好马上三线”

40多年前,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身在三线干革命的有为青年。大家都怀着一颗建设祖国美好家园的志向,来到三线,当时大家不是感到艰苦,而是感到万分的荣幸。

我记得我们毕业分配时和学校的军代表、工宣队的负责同志说,不管分配到那里,不管条件多艰苦,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愿意去。

1969年1月23日我们从北京-西安市转车到铜川,到达铜川是夜晚。厂革命委员会派敞篷大卡车到铜川车站接我们,在卡车到达纸坊时,车上的师傅告诉我们前面的灯光就是厂区和家属区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厂区的楼房这么高,和北京的楼房没有多大差别啊!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由于是晚上,我们看不清那是一层层山坡上垒加起来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高大的楼房。

记得70年全厂职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厂部组织部分职工拉练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积极报名,我记得当时有的职工报名没有批下来,还哭了,特别是三车间的樊桂珍,坚决要求参加,后来车间领导心软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试想如果现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还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求参加呢!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一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一代,是把一生交给国家和人民的一代。

自己建设食堂、宿舍

70年代,车间都是连队编制,每个连队建一个食堂,食堂要自己建,没有砖瓦,我们半夜起来到山上的背砖,往返几次,丝毫不感到劳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兵工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口号下的果实其实很苦

1986年9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541各分指(包头617厂的后备厂)领导决策连连失误,所以一个个分指被迅速搞跨,广大职工生活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开始在541历史上破天荒地拖欠工资。有的分指半年甚至一年不给职工发工资。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18人前后因为缺钱养家而自杀。有一个职工为了养活妻儿,去偷农民喂猪的麸子当口粮吃,当农民跟踪要将其治偷窃罪时,才发现人家一家老小竟然以此为食,不禁也当场落泪。

农民喂猪的麸子

但是就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还是每天到点上班。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分指,一个女职工因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给他的孩子以温饱的生活,悄然上吊自尽。其他分指因无法生活下去,上吊、喝药自杀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今天这个分指死了几个,明天那个分指又死了几个。

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先是机构精简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买地,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541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大山里。

兵工二代人到中年,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中条山的541,如今也都七十多少的老人了。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照比例报销消费。

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来,且设备陈旧,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兵工们要想看个病得去几十里外东镇的总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压弯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兵工的腰,也把兵工二代的腰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亲的命,有的兵工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茫然的第三代

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英雄及他们的后代们是怎样生活的?

当年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我的爸爸妈妈随他们的父母从沈阳迁到了贵州,这偏远的蛮荒之地。祖父那一辈,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于是,我的爸爸妈妈就被献在了贵州的山里。

三线建设初期所有人员都要参与建厂房、宿舍等体力劳动,上海支黔的女青年,她们刚刚离开父母,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独自来到边远的山区,生活很不习惯,加上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初次干这些苦力活,手脚和身子痛得半夜哭起来。但她们又害怕别人听见和看见,便将蚊帐放下,躲在被窝中哭,可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和加班。

三线建设完了,不打仗了,这些下三线的英雄们也被世人遗忘了,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还在那偏远的地方呢?

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就像是一个放在大山里的玻璃泡泡,在山里显得那么美丽,但又好像与世隔绝,很难融进当地文化。

我们是特有的居住区,我们叫“工厂”,自己盖的楼,在厂里工作,拿固定工资,跟周围的村村寨寨像有一堵围墙一样隔着。

鼎盛时期三线人是很令人村人羡慕的

来了北京这么多年,我最怕人家问我一句话:“你是哪里人?”。是啊,我是哪里人呢?我说我是贵州人?贵州当地的人从没承认过我们是贵州人,“这些一口东北腔的外来户”,大概是他们对我们的定义吧。

现在不打仗了,军工企业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于是大家都在转民品,做一些机械、车什么的,寻找自己的出路。但是工厂就那么大,机器都已经几十年了,能做出什么先进机械来呢?

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工厂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已经没有了继续留在那里的意义。爸爸妈妈做梦也想回到北方,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家乡。但因为有我们,我们要吃要穿,所以,爸爸妈妈留下了

于是,逃离和拯救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于是,我出来了,我在打拼中。但是,我还想念那个地方,那个我呆了十八年的大山,那一片清新的空气,那儿时的乡间乐趣。

那个年代——朱建华(父亲朱瑞兴是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工程师,动力科科长,母亲是三线的家属工)

朱建华

1972年6月28日,父亲带着母亲、我和胞妹离开了养育我十八年的大上海,乘坐48小时的硬座火车,把脚都坐肿了,来到父亲已支内了六年的贵阳新添寨。

父亲朱瑞兴

迁到贵阳的职工和家属有1400余人,刚开始用的都是河里抽上来的水,用盆沉淀一下就饮用了,没过多久,许多职工、家属大人小孩纷纷患上了甲肝,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患肝炎。

那个年代,厂里人进出基本上乘坐的是解放牌卡车,有时为了搭顺风车,年轻人会站在坡底的邮局门口,等候上坡慢慢爬行的过路卡车,飞车搭乘到贵阳市。

我这个大上海来的姑娘也毫不示弱,为了引起驾驶员的注意,特意选择从侧面飞车,双手一跃抓住车箱板,一只脚踩着慢慢转动的大轮胎,一只脚飞起跨上车厢,身手敏捷真有铁道游击队的味道哦!

宿舍还原场景

那个年代,当地的农民不认识称,鸡蛋、辣椒是串起来卖的,其它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摆着卖(一哈去),付一张十元钞票,农民居然不敢要,只要角角钱,分分钱,是新光厂的上海人教会了当地人许多新鲜的事物。

据说八五钢厂68届的学生到城里去买菜,问农民“大闸蟹多少钱一斤”?农民答“八毛”,学生又问“那蟹身卖5毛,蟹脚卖3毛,卖不卖”?农民说“卖”,于是就把蟹脚拔下来,蟹身称5毛一斤,蟹脚3毛一斤卖给了这几个学生。

怀念的我的第一故乡——三线厂

80年代,我出生在山西巍峨的中条山下一个叫做541-六分指(曾经代码7401)的地方。

各个分指分布在中条山下的各个山沟里,十几个工厂造的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坦克(T-55),六分指是负责发动机的。一条公路和铁路把各个分指串联起来和外界相通,周围都是大山。

我就在这个城不城乡不乡的地方生活了十几年。那时这些大工厂的人们虽说身在比县城还偏远了几分的深山,却说着京味倍儿浓的普通话,有着与县城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如果说当时有差距的话,也是处在县城的人们,带着几分的羡慕仰望着我们的单元楼、免费的医疗、以及不要钱的水电还有抽水马桶。

整个厂区沿山沟展开,分家属区和车间两部分,所有厂区都被高密度树林覆盖,站在山顶上几乎看不到几座房子,全是大树。厂里有自己的服务体系,市场、学校、商店、医院等等,不用出去就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

六分指老老少少连职工带家属有近1000人。每天早上6点正,分布在厂家属区各个角落的大喇叭吹起了部队的起床号。到了上班的点儿,喇叭里就会吹起集合号,职工踩着号声进车间,学生卡着号尾进教室。

下班则是解散号,只听号声一起,从正对着厂大门的山坡上面望下去,就能看见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出现在大门里,走路的,骑自行车的,人头攒动,行色匆匆,最后就消失在了家属区里鳞次栉比的楼房里了。

我小学初中的全部时光,都是在厂里的大喇叭声下走过的。这号声风雨无阻,每当号声过后就是音乐节目,“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打靶归来”“泉水叮咚”“我爱你中国”等,偶尔夹杂些当时比较流行的邓丽君之类的歌,音乐节目过后就是新闻,新闻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整个厂子颇有部队的感觉,但是又不像部队那样纪律严明,整齐划一。

“你是哪里人?”也是个让我头疼的问题。户口本上是山西,祖籍山东。我不会说山西话,山东长这么大就回过3次。

人家问我是城市里的吗?我说不是。哦,那就是农村的了?我也不是,我连地都不会种。到头来就是“里外不是人”,呵呵。

当时的宿舍楼,陈家刚摄影

山西话,说是不会的,但是再难的也听得懂。我们厂里四面八方的人都有,东北的、上海的、山东的、河南的、江浙的、陕西的、云南的……基本上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了,大家交流起来南腔北调的,所以就说普通话吧。我说我是山西人?山西当地的人从没承认过我们是山西人,说我们是“这些一口普通话的厂里人”。

别看整个厂子每天的生活貌似很单一,它的“夜生活”丰富的很。尤其是夏天,一到晚上,除了加班的,在家看电视的,大部分都出来乘凉,这下可热闹了。

厂里的孩子在玩游戏

小孩子们最有意思,做游戏,“探险”就是去没路灯的地方瞎胡闹,打着手电筒捉知了。

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和车间的打篮球,排球,乒乓,赢的多数是学校的,小孩子们一边呐喊助威,当然是为学校助威。

有光亮的地方,不是跳舞的就是练气功的,棋牌室下棋打牌的。没灯的地方就是小年轻职工们“胡来”的,谈个情跳个霹雳什么的。总得闹腾到半夜整个厂才能安静下来,很有所谓“社会主义”气息,哈哈。

唯一不让厂里闹腾的就是露天电影,只要有这个,厂区会很安静,内容主要是地雷战,桥,小兵张嘎之类的,后来我大点了上初中的时候,就换成了早期的一些港片了。

放电影地点是在厂里的广场上,大人带着孩子搬上板凳去占地方,银幕后面一般是小孩子们的天下,有跑到银幕前面做影子的,没做几个就被骂回到后面了。两部电影完后大家都带着困意和少许的兴奋,在口哨声和无数手电筒光束中散场了,有些孩子顶不住睡着了,就被老爹麻袋一样扛着回家了。

说了这么多,我一直都是以一个小孩的眼光在看原来的东西,因为自从上高中就去了外面上学很少回去了。这时六分指也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了,大家都不打仗了,留着这么多兵工厂自然就没什么用处了,于是军转民,生产汽车,瞎折腾了几年。在06年的时候,终因亏损严重宣布破产,被兵器工业部(就是原来的五机部)除名。

留在这的三线人

六分指,曾分享过7080年代的喜悦,90年代的迷茫,和新世纪的颓废,她只是众多三线厂中的一个缩影,像这样的厂子还有很多很多,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了,真的没办法,没事做。

这些老三线厂依然保留着七八十年代的样子,四四方方的苏式建筑,空荡高大的车间,参天的大树,老旧的公共设施,还有儿时经常爬的大山默默见证着这里的一切。当年的辉煌现在只存在于一张张泛黄的照片里。

当时的宿舍区,已荒废

这就是我的第一故乡,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我舍不得忘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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