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Chuncai remembers his time at the Third Front

从参与者到研究者:我与三线建设 2020-09-10 12: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王春才行程十七天  从江苏到四川1952年,我从家乡的建湖中学毕业,与8位同学一起被保送到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简称扬州工专,扬州大学前身)读书 。这是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办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中专学校,学费、伙食费由学校包干,家里不要掏一分钱。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工民建专业。1954年7月,我在学校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9岁。1955年夏天,我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服从学校分配,投身大西南建设。1955年8月1日,我和李安营同学(学校学生党支部书记)带队与180多位同学一起,从镇江坐船至武汉,沿长江三峡去重庆,再经成渝铁路去成都,等船、等车整整走了17天才到达成都,到784厂筹建处报到。 那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电子3个厂,784厂、715厂、719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我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在学校我学的俄语,我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的技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冬天,苏联格.阿索特柯夫建筑专家(右2)与王春才(左1)等工程技术员在成都七八四厂正在建设的主厂房三层检查施工质量合影。   王毅 摄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对于这位良师益友,我至今难以忘怀。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将苏联专家的技术建议,讲课内容,进行整理,编写成《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出版了,全书共十四章,20多万字,有图有文,实用价值高,第四机械工业部建设司将书发到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我后来升为工程师免于考试,就得益于此。 那时,我担任基建科长,党支部书记,带着400多人的技术建设队伍常年住在工地上,背水泥、御木材,很苦、很累,爱人见我又黑又瘦,心疼得不得了。但我们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以“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三线人的精神,建设新中国。扎根大西南  投身三线建设1964夏天,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调整了第3个5年计划,加大国防三线建设的资金投入,三线建设被放在第一位。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方面调人。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我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直到1965年2月,我到新单位报到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三线”的含义。 1975年四川省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长王春才在工办组织:全省三线建设单位基建预算决算学习班上讲话。那时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我们也就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远离城市和亲人,许多往事令我难忘。1966年2月,我陪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田栋梁及国家第四机工业部高峻副部长及他的秘书陈国志在四川广元0821基地的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3个多月。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是积上一层厚厚的沙,大家只好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记得1967年,我陪第六机械工业部刘星常务副部长、张同格司长选点工作组,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区选厂址,中午在县武装部招待所食堂吃午饭,造反派武斗摔进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惊得大家躲到桌底下,所幸无人受伤。六机部四川三线建设筹建处在涪陵办公,1968年11月初,我与四川省国防工办综合处王志刚处长、六机部建设司设计处俞大猷处长由涪陵坐船到万县船舶仪表三线厂现场检查工作。5天后,与上海六机部第九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十几个人乘坐一辆大卡车、2辆吉普车,早上离开万县经梁平奔赴涪陵白涛镇长江边的432厂现场。当下午2点多钟,车队经过垫江县时,一伙背着枪的造反派将我们拦住,赶我们下车,抢走两辆吉普车,我们只好挤上卡车。山路难行,深夜才赶到432厂。惊险一场,技术人员提心吊胆搞现场设计,影响了建设进度。“文革”干拢破坏了三线建设,此即一例。1972年,我陪成都军区茹夫一参谋长、西南局国防工办蒋崇璟主任到四川省青川县789厂检查工作,住青川县招待所。被子有虱子,领导们就带头脱光衣服睡觉。三线建设创业期的艰难,我们都经历过,但大家都怀着报国之志,不怕苦累,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谱写出辉煌的篇章。三线建设从1964年基本确定,1965年付诸实施,到1980年进入战略调整阶段,并于1983年成立国务院三线办(省级单位),有关省、市相应成立了三线办,具体负责各地区的三线调整改造工作。国务院三线办机构设在成都,后来国家进行机构改革,由于国三办是临时性的,于1993年被全国人大裁撤了。负责分管我们三线的邹家华副总理正好出国访问,等他回来后,考虑到很多调迁项目还没开工,有的正在建设,于是在1994年决定组建国家计委三建设调整办公室,是个厅级单位。 1994年4月,组织上让我担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张培坤、吉大伟同志担任副主任。我们齐心努力工作,为三线调整企业服务,例如,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汇报三线企业困难,跑下了退税优惠政策。老处长郭自力同志感慨地说:“我们是白发人求黑发人!”前后累计退税140多亿元。三线建设由于厂址选择不当,带来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在陕西凤州大山有一个厂,有些女职工不来月经,不生娃娃,人的牙齿发红,后来一查,有地方病,有放射性。建设初期要求搞得快、搞得急,缺乏科学考察,后来这个厂调迁到长安县。兵器564厂建在南川县山洞里,投产后才知道厂址下面有个煤矿,厂房下沉,肖景林老厂长形容工厂患了心脏病,不治理行吗?后来该厂列入国家“七五”三线调整规划,迁入成都龙泉驿区。 1987年3月13日,在湖北省襄樊市襄樊宾馆521会议室,电子工业部王宗金副部长(右1)、基建司李泽润副处长(左3)与国务院三线办秘书长于锡涛(右2)、国务院三线办规划二局副局长王春才(右3)、付显文处长(左1)、电子4404厂厂长斯志纯厂长座谈,取得一致意见,支持4404厂、4501厂从山区搬迁到襄樊市孝感市,在优惠政策与资金上予以扶持。 1989年1月14日,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副局长王春才(中)与陕西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处长宫光安(左2)到陕西省凤州山中调研7107厂,067基地副主任周同(左)、7107厂张忠兴厂长(右),介绍工厂1981年遭受洪水冲淹,厂房、职工任宅严重破坏。张忠兴厂长就住在这简易的蓆棚里,门口放着陈旧的自行车。这个厂后来被列入国家脱险调迁计划,搬迁到西安市长安县。生产经营全面发展,职工住上新房。 1989年9月13日,时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副局长王春才(中)与规划二局郭自力处长(左) 赴位于宝鸡市开发区调迁建设的国营电子4404厂视察,听取该厂党委书记邵卫东(右)就新建的主厂房施工进展情况汇报那段时间,我与三线办的同志们几乎长期在下面调研考察,对困难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的审查甄别和鉴定。在山沟里的工厂,谁都想搬出来,都想挤到规划里来。 省里、部里、厂里经常找我们,可以说门庭若市。但是,国家给你一个项目,多少投资,不是你想搬就搬,得有条件。 第一厂址险情严重,无法生存和发展;第二你要有产品,不是简单的位移,得有军品或民品的生产任务;第三,你要有一点经济实力,有自筹资金;第四,你要搬出来,还要得到你主管部门和你所在的省里支持,即大家都要同意。当年三线建设是国家投资,搬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工厂要搬,钱从哪里拿?国家出40%,主管部出30%,调迁单位出30%。这就是三线调迁企业投资的组成。第二个,国家还在税收上给你照顾,比如说,生产的军品不交税,生产的民品交17%的增值税,先缴税务局,半年后退还,这个就是等于免了税。又给投资、又给优惠退税政策叫双给项目,不给投资只给退税政策让你在原地自己调整,叫单给项目。三线建设的调整,自1983年正式启动后,国务院于1985年,首批批准了“七五”期间121个国家调整项目,于1986年开始实施。此后,三线调整覆盖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28个行业,前后延续28年,国家投入了数百亿政策扶持资金,一共就地调整和搬迁了400多个项目,为这些企业的脱困创造了条件,不少三线企业,取得了二次创业的成功。因此,整个三线建设的展开和调整,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开创了中国西部地区建设新局面,为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人们留下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获得前行力量和智慧的思想源泉,值得我们继续认真研究和总结。 图为王春才(右3)2017年7月7日在成都召开的《三线风云》第三集首发式上强调指出:对三线建设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第一,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三线建设和调整;第二,要从战略上来考量它的必要性;第三,不能完全来算经济账。三线建设可以看作是打赢了一场硬仗,在经济上自然要花钱,在物质上也会有很大损失甚至人员牺牲。但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西部地区的战略大后方,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国地位!传承伟人精神  为彭德怀补碑我是1997年5月63岁时退休的。1999年时我得了脑梗塞,2、3年后身体恢复了健康,于是又投入到三线宣传事务中。由于我对三线方面较为熟悉,有感情,找我了解三线的人也很多,许多老同志去世了,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我自然也就责无旁贷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是一名工程师,却也喜欢写作,我出版过多部著作,尤其是《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成为首部反映彭德怀在三线工作经历的著作,再现了元帅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及铮铮铁骨。1998年,女作家原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我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1965年11月30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安危,由北京乘火车抵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上任伊始,彭德怀在听了有关部门汇报后,他以军事家的眼光,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突出“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的攀枝花攀钢大型建设项目,一线指的成昆铁路,一片指的贵州六盘水煤炭建设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等配套项目。强调突出重点,排纵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966年12月22日,受“文革”冲击,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8年后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301医院含冤去世。彭德怀在三线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可是他却一心为国为民,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巡视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大型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我在这段时间能经常近距离的接触到彭总,也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那时每次三线工作会议都是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每逢开大会,彭德怀都是提前到会,孤单地在台下会场坐着。大会主持人请他到台上坐,他都谢绝了,而是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笔记,从来没有架子。我还和彭老总一起看过电影呢。1966年9月15日晚上,与会人员在锦江宾馆看《战上海》电影,我碰巧和彭总在12排坐在一起。服务员递给他一杯茶水,彭总客气地把水杯让给了年轻的我。在看到影片解放军冲锋的场面时,彭总扭过头跟我说:“不是这样冲法,这是要吃亏的……”。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老总在三线的晚年岁月。我1957年开始写作,在报刊上发表多篇习作。在积累素材20年后,在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于1986年10月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叙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视察、生活的情景。1987年元旦起,文章首先在《军工导报》连载,1988年8月,经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审查批准,由四川新闻出版局安排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301医院改稿64处,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张爱萍将军也为本书题了词:“逆境受命气犹壮,为民为国心无私”。 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鹏程,也是《保卫延安》一书的老作家,他身患中风,抖动着手为本书题了词:“彭德怀同志在三线工作,还未见著作文字记载。《彭德怀在三线》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白,是传记的重要补充,对读者有重大教育意义。”此书首版,3万多册书一下子销空,是因为彭德怀德高望重,心系人民。大家也渴望了解彭德怀出征三线建设的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7月修订再版《彭德怀在三线》,此稿20万字,列为该社1991年重点出书计划,属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献礼书目,被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1991年优秀图书,1998年被四川省报告文学学会评为优秀报告文学二等奖。 作者有关三线建设的部分著作199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著名白宏编导将《彭德怀在三线》改编成电影剧本,经中央重大影视体裁领导小组批准,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摄制了《彭德怀在三线》电影。1996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式,雷飞成功地饰演彭德怀。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荒媒因生病住在北京医院,不能出席首映式。首映式主持人陈晓宏宣读了荒媒老的祝贺信:“不仅是对彭德怀元帅建设三线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真诚缅怀,也是对全体三线建设同志们所取得伟大成就的真诚纪念和鼓舞。”同年4月3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席义方部长,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放映厅举行了《彭德怀在三线》电影放映式,组织省四大班子领导观看,认为是一部好电影、正气歌。国家文化部授予华表提名奖,被四川省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四川人民出版社第四次修订再版,改书名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2008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28日凤凰网连载了《元帅的最后岁月》。2011年5月,在庆祝建党90周年前夕,四川省开展国家重点公益性文化项目“农家书屋”工程书目的评选工作,《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被入选中标,由政府出钱买书给“农家书屋”,为广大农民读者了解彭德怀元帅的高风亮节提供了一个通俗读本。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抢救挖掘彭总在三线的事迹,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珍贵史料,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一生勤动笔   深情写三线“三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词。三线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由于保密原因,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三线人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的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宣传。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三线建设开始进行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撩开。多年前,许多人不知道“三线建设”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将“三线办”说成是管退居二、三线干部的管理机构。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苍凉巴山蜀水情》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员、作家王春瑜三弟为该书作了序。2001年3月12日,北京日报第16版刊登了王春瑜作的序文,题目为“苍凉记彭总”。文中4处出现了《彭德怀在三线》,报纸印出来后却变成了《彭德怀在三八线》,多加了一个“八”字。我写的彭总不是在朝鲜三八线的事,而是在大西南的事。原来年轻编辑未听说过三线建设,只晓得彭德怀在朝鲜抗美援朝有个“三八线”。这说明宣传三线不够,不怪年轻编辑。所以,我把宣传三线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但自己写三线,报社的记者、学者采访我,我也主动向他们宣传三线,支持他们写三线的文章,拍三线的电视和电影。1991年秋,全国七届政协常委老作家陈荒煤率全国政协视察团赴贵州三线视察。其所见所闻使这位热血的老人激动不已。回京后,陈老向中央有关领导建议,并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作家们要创作反映“三线”巨大成就和精神风貌的作品。他与国家计委有关领导联系后,与我通了电话,赞成我提出的在作家指导下由三线人写三线人、写三线事的创作方针,尽快出文学丛书。我向国务院三线办鲁大东主任等领导汇报后,也得到他们的支持。我随即与黄少云处长组织了《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编委会,我任主编、黄少云与陈光华作家任副主编,28个编委,聘请四川人民出版社李洪烈同志担任责任编辑,特请沈重作家(四川文学院副院长)担任编审,进行指导。并邀请鲁大东、钱敏、陈荒煤等领导同志担任丛书顾问。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省及重庆市三线办组织了800多名三线职工,写三线事、三线人。编委会从600多万字来稿中,精选出160万字的文稿,1993年编辑成一套四册《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分别是《中国圣火》《蘑菇云作证》、《金色浮雕》《穿越大裂谷》,每册40万字。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国三办领导要求审稿时,删掉部分保密内容,严防失密。编委会通知作者单位、省三线办对文稿层层把关,进行保密审查,签上审查意见,盖上单位公章。最终由国防科工委保密局审查过关,正式下了批文,四川人民出版社才接受出版。陈荒煤为本丛书作了序:“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  1993年4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为本丛书题了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经丛书编委、国家体改委李尔华司长逐一联系,张爱萍、鲁大东、钱敏、吕东、刘纪原、朱育理、蒋心雄、来金烈、王荣生、何光远、顾秀莲、刘淇、王森浩、旷伏兆、于锡涛等16位领导同志也都题了词。四川人民出版社黄葵副社长十分感慨地说:“江总书记与16位首长题词,四川人民出版社自1950年组建以来,还没有见到有这么多领导为一套丛书题词的事。这说明中央首长对出版《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的重视与支持。”1994年1月14日上午,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3536厂在成都军区新华礼堂联合举办了丛书首发式,鲁大东、钱敏、陈荒煤、茹夫一(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世群(四川省副省长)、向嘉贵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座。我代表编委会向大会作了报告,向嘉贵副主任代表国三办向首发式祝贺。出度会议的200多名代表,每人得到一套4册丛书,参加会议人员手捧丛书排队请鲁大东、陈荒煤、钱敏在书上签名。 1994年7月20日,国家文化部在北京组织了《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研讨会。著名作家、评论家、企业家、作者代表参加了讨论。我向大家作了汇报。陈荒煤、钱敏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指示,会后,中国文化报刊登了一版文章、图片作了报道。1994年《求是》杂志第18期刊登了中国文化报编辑部主任杨胜生同志的文章:“共和国历史的辉煌一章——读《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摘录如下:这是第一部以文学的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艰苦创业的历程及其光辉业绩和为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线人的“三献”精神的作品。读后使人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关于三线建设这一重大举措的必要性及其历史意义有了形象的感受。对三线建设在我国国防建设、高科技建设以及经济建设中日益突现出的重要作用有了亲切的理解。特别是三线人在三线建设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敢于拼搏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精神和事迹可谓感人至深。将激发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热情。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高尚的精神培养人’的优秀之作......1999年,我协助四川省政协文史研究室、四川省三线办主编了《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33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6章,依次是重大决策铸丰碑、裂谷奇迹显神威、春雷一声惊五洲、铸剑锻犁开新天、揽月摘星志凌云、巴山蜀水春无边。三线建设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旨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展示三线建设的创业历程和丰功伟绩,弘扬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对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我国中西部经济,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四川,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1998年,在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张培坤、副主任吉大伟、处长李忠德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我主编了《中国大三线》大型画册,8万字,900张图片,335页,由中国画报社出版。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家三线调整领导小组组长甘子玉为画册作了题为“辉煌壮丽的历史画卷”的序。邹家华副总理为《中国大三线》画册题写了书名。原国三办刘方煜局长、邓肇麟副局长在读了我以前写的18篇三线纪实文学作品,鼓励我出文学专集。于是我又采写了一些文章。例如:1994年11月23日,湖北省三线办李庆主任、孝感市委邓昌德书记、曹世佑市长陪我与孟渝处长到安陆县考察核工业309大队险情,宋忠飞队长、潘广焱副队长领我们参观生产民品的平房、队区。这个地方缺水、雷击区、血吸虫病区,当我见到患血吸者大肚子工人还在岗位上工作,生活条件那么差,座谈时,我控制不了感情,低着头哭了(1953年我在扬州读书被查出患血吸虫病,很痛苦,住医院2个月才治好)。 我很同情找铀矿的国家功勋队职工,深受教育。几年后309大队脱险搬迁到孝感开发区,潘广焱队长向我介绍调迁后喜人的变化,于是我又拿起笔,写了颂扬他们的文章。我把多年积累的三线文学创作素材,整理成《日出长江》一书,2004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三线纪实文学集《九九艳阳天》,有33节。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老作家马识途为我题写了书名。2010年6月,凤凰大视野摄制组到四川拍摄10集纪录片《三线往事》,编导钟亮首先采访了长期研究三线建设的陈东林研究员与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三线建设的风雨历程。我与李忠德处长组织了彭州民用三线厂锦江油泵油嘴厂和攀枝花等地参与了拍摄。摄制组到现场采访了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老三线人,让他们回忆往事,再现当年三线建设艰苦奋斗的工作、生活、生产场景。该片于2010年9月向全球播出,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让我高兴的是,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有影响的报刊都在关注三线建设的历史。2011年5月24日下午,我接受了《解放军报》记者范矩炜的采访,我回答了范记者5个提问,5月28日该报已刊出。北京中宣部《党建》杂志冯静编辑通过中国作家协会查到了我的电话,组织采访全国不同行业的120人讲述90年的党史,约我写三线成就文章。7月党建杂志刊登了我的文章:“默默三线,千古风碑”。《中国大纪实》杂志王敬东编辑约稿,2011年7月《中国大纪实》杂志刊登了我写的“东方彩霞—航空工业东方仪器厂脱险调迁纪实”。 总装备部《神剑》杂志兰宁远主编约写的专稿已经完成。攀枝花市刘胜利、广安市李天明、傅琳等分别前来采访交谈,让我忙了大半个月,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为自己退休后,能坚持散步,身体较好,还能为宣传三线尽一点力而感高兴。艰难中,筹建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院)研究员、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文化宣传部副部长宋毅军,与我有亲切的三线情缘。2012年,他向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写报告,提议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得到了有关高层领导的响应。中国国史学会朱佳木会长,批准成立三线研究会分会,推荐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钱海皓中将担任会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筹建运转。原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与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家三线领导小组组长甘子玉商量,支持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两位老领导做我的工作,要我参加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工作。2012年4月,钱敏、甘子玉两位前辈生病同住北京医院,我去看望他们。我对钱部长说:“ 我年纪大了,77岁了,胜任不了这项工作....”,钱部长风趣的回答:“春才, 77岁还小嘛!我97岁了,我大儿子钱海皓是您老乡,抗日战争我在苏北盐城扬州工作,海皓1945年在宝应县出生,离您建湖县老家几十公里,他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他也积极支持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您是长期从事三线建设与调整工作的,又出了多本书,熟悉三线,一定要参加...”我当即向钱部长表态,按老领导指示办。他们还把筹划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的事,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汇报了,宋老也表示支持,还答应担任顾问。回到成都后,我到重庆、陕西、湖北等地的国防科工办、三线办和三线企业进行调研动员,他们表示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也是他们的愿望。在湖北省国防科工办及三线办老主任李庆支持配合下,2012年9月18日,在湖北宜昌市召开了三线建设研究会领导小组筹备工作会议。 2014年3月23日, 在北京会议中心,正式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选举产生了理事、常务理事。钱海皓担任会长,齐德学、武力、李庆、温尧忱、王春才担任副会长,郑有贵担任秘书长,段娟、余朝林、张鸿春担任副秘书长。几年来,研究会成绩显著,建立了中国三线建设网站、编辑出版《三线风云》丛书和《三线春秋》杂志,配合央视摄制《大三线》纪录片,促成多座三线博物馆建立。特别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是在何可仁董事长策划领导下,进行三线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的成功典范。知难而进,落实成立三线研究会资金在筹备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会议期间,湖北省国防工办原副主任、省三线办主任李庆9月16日陪同我到了宜昌,他很着急,图为省国防工办承担不了会议经费。9月17日,我请宣昌市国防工办鲍继权副主任开车陪我到了宜昌市的中船重工710研究所,段桂林所长与所办主任陈平在办公大厦门口热情相迎。该所是三线脱险调迁成功的典型,他们在会议室银幕上向我们介绍调迁后科研成果、职工福利等情况,并感谢国务院三线办将他们列入“七五”调迁计划,享受到调迁拨款待遇。当他们听说我们准备召开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会议缺少会务经费,他立即让财务部给我们划拨赞助款五万元。中国兵器集团809厂,经国务院三线办批准,从四川涪陵山区迁到宜昌市经济开发区,享受三线调迁双给(给投资、给退税政策)待遇,也是调迁成功的典型。他们成立了湖北华强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9月17日,当王冬民总经理听说我们缺乏会议经费,在他们公司财务规定对外支持限定3万元的额度外,为我们另筹6000元,共赞助我们3.6万元。这二家单位的慷慨解囊,一举解决了这次筹备会议的经费问题。在2014年2月的春节期间,一些三线老朋友给我打电话拜年,希望我能出面催促三线建设研究会尽快成立。由于会议经费的筹措出现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压缩方案,即会期由二天改为一天,参会人员由150人改为100人,这样可以把总费用降低下来,便于筹措。2月27日,我与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副所长通了电话,他很赞成我的方案,并说成立大会将在北京市会议中心召开,由研究所负责接待工作,会务费大约要8万元左右,希望由我来落实。第二天,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郑友贵秘书长,将当代研究所的银行账号告诉了我,我立即开动脑筋,寻找我老家的朋友帮忙。很快,没过三天,我的表侄女曹素梅,是盐城江苏剑桥涂装公司副总经理,经张如剑董事长批准汇来五万元。成都四川伟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蔚也是盐城老乡,汇入两万元。我邀请湖北卫东集团公司董事长顾勇与该公司高级政工师、《卫东人报》总编辑杨克芝出席三线研究会成立大会,顾勇董事长让杨克芝向会务组交了三万元现金。会议经费落实了,3月23日,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的成立大会顺利举行。三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极大推动了三线建设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群众性的三线文化活动的开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每当回忆这个过程,我感到非常欣慰。 图为2014年3月23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勤出书,助建馆 不遗余力宣传三线 新世纪以来,广安市、攀枝花、六盘水、遵义、大邑等地政府和企业,纷纷筹划建立三线建设博物馆,为这段历史保存珍贵的历史物证。2008年5月,攀枝花市文物管理局张鸿春局长、刘胜利文物专家与我交流,得到攀枝花市委秦邦佑老书记大力支持,他们最初提出要建立一个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在我的推动下,最终建成了国字号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并请到中共中央老常委宋平为博物馆题写了馆名。为了支持攀枝花的建馆工作,我把个人收藏的有关三线的资料、中央首长题词、彭德怀亲笔批注2000余字的小说《欧阳海之哥》,署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单原件等300多件文物资料都捐献给了他们。 捐赠仪式其中包括六盘水的贵州省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安的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遵义1964创意园三线博物馆、山西太焦铁路3202工程研究会陈列馆、湖北卫东历史展览馆,大邑三线记忆展览馆也都有我捐赠的物品。2012年,我再次修订《彭德怀三线岁月》一书,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稿批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10月第一版印5000册,一个月脱销了。2013年12月第二版,又印了5000册。 2017年经中共中央党史办审稿批准,2018年5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作《巴山蜀水“三线”情》。2019年2月,105岁著名作家马识途为我的自选集《三线建设的追梦人》题写书名。该书由四川大学文史学院李德英教授担任总编,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余万字,分三辑,第一辑三线掠影,第二辑故乡琐忆,第三辑附录。《三线建设的追梦人》是我有关三线建设文稿的合集,汇集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2019年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报中宣部审批,预计2020年底出版。 此外,我还十分关注三线题材的书籍出版,或为他们作序题词,或出席他们图书的发行式,比如《锦江岁月》《三线风云》《中和风雨行》《卫东记忆》《晋江文集》、李杰的《三线记忆》摄影集、南庆杰的《乌蒙山下军旗红》、陈怀文《难忘的8342特种兵岁月》等等,看到这么多的人参与到三线文化的建设中来,一起“为三线放歌,让历史生辉”,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我今年86岁了,写稿出书,校勘核改,的确很累人。得到了家人的关照,我只是希望,能为后人了解三线,研究三线多留下一些东西。作为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追求,更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作者1965年开始在三线领导机关工作,1997年退休。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基建规划处长,国务院三线办规划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高级工程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主编。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

A tunnel to a factory in Mianyang

“没想到这个隧道都61岁了,我应该开车再去最后走一趟……” 网上传出江油市北部山区逮皇庙隧道将于6月1日永久封闭的消息,网友们纷纷感慨。 记者今天证实,“厚六路”(厚坝镇至六合乡)逮皇庙隧道因使用时间较长,为确保安全,经江油市政府研究决定,对逮皇庙隧道实行永久封闭。 功勋隧道 曾为“三线建设”立大功 记者查阅2000年出版的《江油县志》:“厚六路”早年叫“厚白铁路”,为当年的厚坝钢铁厂(后改为江油钢铁厂二分厂)连接文胜镇白洋洞矿区的专线铁路,于1959年6月建成通车。沿线设有3个车站,实行客货混列。 1962年,江油钢铁厂二分厂停建,“厚白铁路”随之停运。 1965年4月,国家“三线建设”重大项目“西南有色金属制品厂”(后更名为“国营八五七厂”)在文胜镇江村动工兴建,拆除铁路后,利用原有路基改建成水泥路面的专线公路。 而逮皇庙隧道便位于“厚六路”厚坝镇烧坊村与香水村之间,进出口洞门形式为“端墙式”。隧道全长240米,全宽5米,有效路面宽4.5米。 功成身退 历经61载隧道“病痛缠身” 逮皇庙隧道,作为“厚六路”上的咽喉要塞,由于年久失修,加之历次地质灾害影响,该隧道已是“病痛缠身”,交通安全隐患日益严重。 近年来,江油市提出加快建设北部山区旅游环线,为了消除逮皇庙隧道的“肠梗阻”,改建了该路段的绕行线路,而该隧道永久封闭也进入倒计时。 记者这两天赶到逮皇庙隧道,发现仍有来往车辆穿行隧道。 驾驶员刘先生自称时常行驶这条道路,对于隧道的安全隐患他也是深有感触:由于隧道里面实际路面狭窄,无法正常会车;再者,隧道里没有电源照明,路面坑洼不平,通过隧道时一定要开灯谨慎驾驶。正因为如此,外来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往往因大意引发交通事故。 在隧道一端洞门外的公路边,由江油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厚坝镇政府联合发布的通告牌十分醒目:逮皇庙隧道,永久封闭,封闭后来往厚六路的车辆和行人从新建的绕行道路通行。 新建竣工的逮皇庙隧道绕行路段为水泥公路,南起厚坝镇烧坊村李家沟,翻越一道山梁,北至该镇香水村香水坝接入“厚六路”。 满满回忆 乡亲赞同隧道永久封闭 66岁的刘福生就住在逮皇庙隧道北端洞门外50米处的土坡下。“记得修这个隧道的时候我才5岁,当年好多工人就住在我家!”刘福生大爷说。 该隧道始建于1958年,是以一条条大条石拱成的,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筑路工人施工充满艰难险阻。起初,这条铁路跑小火车,既运矿石也搭载乘客,每天往返好几趟,刘福生家附近就有一个招呼站,跟随父母搭火车去厚坝镇上赶场很方便的。 听闻“厚六路”改造提升,将于今年6月1日永久封闭逮皇庙隧道,刘福生说:“目前绕路确实比穿隧道安全些,但这条隧道这么多年给我们生产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确实功劳不小了,我们也将永远记住这条隧道。”(绵阳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鲁文林 江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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