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ird Front in Yibin, Sichuan

[行进四川]宜宾:两代人的三线建设 现代版愚公移山 【http://www.newssc.org】 【2015-02-02 15:02】 【来源:四川新闻网】 两代三江人接受记者采访,图为夏正根、夏志勇父子。    四川新闻网宜宾2月2日讯(记者 易友波 实习记者 宁俭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启动三线建设,将国防军工产业批量转移至西部地区。如今,时光跨越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三线建设者们依然在坚守、在奉献,以“三线精神”谱写出现代版“愚公移山”的新篇章。在四川宜宾,三江厂就是这么一个缩影。   宜宾市翠屏区的上江北,云集五粮液、宜宾纸业等全国闻名的大型国企,是宜宾工业的重地。但作为三线建设产物的三江厂却鲜为人知,甚至在很多宜宾本地人的印象中,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厂。   三江厂——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也被称为三江机械厂,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航空机载设备定点研制生产企业,也是宜宾目前仅有的两个国防军工系统央企之一。   1965年,上千名建设者从河南、湖南、上海等地汇聚到四川宜宾,建成了三江厂。三江厂从无到有,几经兴衰再到如今的辉煌,50年来,为国家实现“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伟大工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品市场占有也实现了从零起步到行业领先。   近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行进三江厂,听三线建设者们讲述在宜宾的三线故事。 图为三江厂厂区大门   建设三线 “摇晃楼”里的匆匆岁月   要进入三江厂,先得穿过一片略显陈旧却极富时代气息的生活区,而后便可以看见大树掩映着的厂区大门,“航空报国、强军富民、敬业诚信、创新超越”几个蓝色大字树立在一旁的大楼顶上。两行大树苍翠而笔挺,夹道延伸向里,一个个身着蓝色工装的身影步履匆忙。   头发花白,目光炯烔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言谈间神采飞扬,69岁的杨力涛在三江厂已经工作了五十年,看着三江厂从“呱呱坠地”一直到如今的“风华正茂”。   杨力涛是哈尔滨人,1963年从哈尔滨航空技工学校毕业后,舍近求远进入河南新乡一一六厂,当上一名检验员。“厂里的检验科长张毅找我谈话,就说我们要支援三线,在四川包建一个企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只要组织需要,我到任何地方去都行’。”   1965年11月,杨力涛把厂里发的蚊帐、雨靴和几件衣服装进一个大木箱子,前往完全陌生的三线城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三线建设者和杨力涛一样,对于国家的号召毅然响应。1965年到1966年期间,河南一一六厂等地的几百号人分成几批相继前往宜宾,投身三线建设。   “我们来的时候,厂子基本上已经盖好了。当时大家住的是木楼,我们叫它‘摇晃楼’——只要有人上下楼,整栋楼都会摇晃。”杨力涛回忆说,像这样的房子当时有十来栋,住不下的就住在“俱乐部”里,在里面用竹席子一搭就是家,再一拦就是另外一家。   现在的三江厂所处位置,当年还是一座散布着坟堆的荒山。开荒拓地,挖土破石,砌墙盖瓦……历经半年左右的仓促建设,1965年8月,只有几栋简陋厂房和“摇晃楼”的三江厂诞生了,就是杨力涛口中的“基本盖好了”。   而对于同样来自北方的彭明智来说,让他最苦恼的是南方一连半个月阴雨的天气和高强度的工作。 1965年三江厂厂区全景(资料图)   1966年元月份,彭明智带着妻儿同厂里一批三线建设者,坐着火车从河南一路“晃”到了四川宜宾。刚到不久,彭明智一家人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个接一个的发烧感冒。   当时不到半岁的三江厂已经处于“大生产”阶段。彭明智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来,到老街上买菜后一路小跑回家劈柴做饭,一切弄好之后就得去上班。“四川阴雨特别多,柴又不干,这边火烧不着,那边小孩直叫唤,又想赶着去车间,心里急得不得了。”   舍小家、顾大家是大多数三线建设者的真实写照。背井离乡支持三线建设的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人。在老三江人夏正根的心里,自己亏欠家人的就太多了。   夏正根到三江厂后,妻子一个人在江西老家既要忙地里又要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四个孩子和三个老人都靠她,我的工资又少,苦了他们10几年。”直到厂里为妻子安排了一份勤杂工,一家人才终于聚在了一起。   “可是来了也困难啊,一家人都要吃饭。”当时夏正根四个孩子中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家里六个人,全家的收入就靠夫妻俩每月55元5角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那个时候经常到菜市场挑最便宜的菜,甚至捡丢下的菜叶。星期天就去附近的河沟里捞点鱼虾。”在那个年代,像夏正根这样的家庭在三江厂不在少数,一种“只做奉献,不添麻烦”的执着精神,让三江人从未向地方上伸手张口,尽管地方上有意全力支持。 图为三江厂职工研制圆织机场景(资料图,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奋斗三线 “三起三落”中的事业坚守   生活上的种种艰辛,没能让三江人减缓建设和奋斗的步伐,老一辈三线建设者们只要一开工,几乎都是拼了命地在投入。   在车间里做磨工的彭明智,从早上8点钟上岗一直站到晚上下班,除了吃饭的时间,很少有坐着休息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帮同事代班,连上了36个小时的班,回家后才发现腿已经站肿了。”说话的时候,彭明智看了看自己的腿,似乎对当年的疼痛记忆犹新。   在三江人心中,奋斗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身体力行是对“奋斗”的一种诠释,是对艰苦的一种抗争。   夏正根学的是锻造和冲压,在三江厂却被“赶鸭子上架”,成为一名工装设计员。从加工制造到产品设计的“穿越”,迫使夏正根不得不从零开始。   “厂里太缺人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慢慢跟着老技术们学。白天埋在图纸里研究,晚上回家也不停的琢磨,遇到技术难关,就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研究。”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夏正根三十多岁就熬出了白发。   就算是再艰辛,三江人依然充满激情,厂里仍然热火朝天。“连吃饭都是在车间,有的时候带着干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历经共同奋斗的岁月,三江厂成为了一个至亲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凝聚出来的力量一直在延续,并创造出了无数个奇迹。   1966年二季度,投产仅半年多的三江厂交付首批产品,接收产品的部门给出质量特优的评价。得到评价通报那一天,成为了所有三江人最喜庆的“节日”。   “听说要到市委去报喜,我们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当时我是鼓手,我们一路上都在敲。”当时的三江厂受自贡市委管理,厂里派出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去报喜。采访时,杨力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旧兴奋不已。   1979年到1989年,国家多次对军工系统提出转型部署,军工业务急剧萎缩,三江厂遭遇“断奶”后被推向市场。从订单制生产军品,到民品为主,三江厂以“零起步”状态进入市场。在三江人心目中,市场化就是二次创业,但这次创业却让三江厂濒临倒闭。   “自行车铃铛、电风扇、民航配件……凡是在车间里能生产的我们几乎都试验过,但最后才发现,原来除了军工产品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在杨力涛心中,那10年比起建厂的半年来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更艰辛。   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打击,没有让三江人灰心绝望,三线精神支撑着他们步履蹒跚却又始终昂首向前。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三江厂终于走出了困境。1995年,民品产值已占到全厂工业总产值的80.7%,比1984年增长1726.3%,实现了以民为主、以民养军的转型发展战略目标。至此,三江厂开启了创业后的第二次辉煌。 传承三线 青出于蓝胜于蓝   老一辈三江人的坚守和奉献,在后辈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三江厂大部分职工都是第二代三江人,他们在传承着三线精神。   很多二代三江人在小时候就埋下了军工梦。在钟建宏的记忆当中,三江厂是神秘的。“上幼儿园时看到某个厂房内有一个皮人弹到天上去,然后又高高的落下来。”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钟建宏一直充满着好奇。   “长大一点知道三江厂是军工单位,和航空有关,心里觉得很自豪。”于是,钟建宏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定下了理想,长大后进厂里当一名技术工人。   技校毕业后,钟建宏如愿被招入三江厂工作。“我进厂的第一个师傅许锡洪是厂里的劳模。他年纪虽然大了,但干活没有任何人超得过他,连上厕所都是一阵小跑,直到退休那一天。”钟建宏说,长辈们在现实中为大家树立的榜样,成为了新一辈三江人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熊利现在是三江厂的技术骨干,由她创新设计出多种飞机配套产品,获得多项国防专利和多次立功表彰。在她的心里,身为锻造工人的父亲熊廷义就是自己的榜样。“厂里8点钟上班,父亲总是每天7点15分就到了厂里。先把煅炉预热好,再打扫好卫生,中午还要连续上班,他那份强烈的责任心一直感染着我。”   彭辉是老三江人彭明智的儿子,如今是厂里最优秀的铣工,曾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三江厂有一个以“彭辉”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8名高技能人才和7名工程技术人才汇聚于此。... Continue Reading →

Remembering Chongqing’s Third Front

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已把他乡作故乡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厂大门。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重庆“三线人”的光荣与失落:“人越来越少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好人好马上三线”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受访者供图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跃进厂家属区正在建设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重庆也是故乡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当年厂里的年度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受访者供图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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