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rd Front memoir from Zunyi

我是三线人——三线人的亲述回忆集 2018-09-20 11:13 Source 三线人罗尘的回忆 当年没觉得太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惬意”。那是三线建设高潮期,全国人民生活也普遍简单,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又封闭,又完备,是所有三线厂的共同特征。罗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都是在工厂内部读完,不出意外的话,很多人之后进入车间,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当地非常厉害,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日子很好过的。到赶集的时候,去寨子买鸡买鱼,附近山民觉得工人都太有钱了。”王小帅说,“工人都很有优越感,接父母的班,做个工人,是三线当时的不二法则,进工厂,就端上了铁饭碗,有福利,有劳保。我们少年时期穿的裤子鞋子,都是工厂发的劳保用品,那种翻毛皮鞋,农民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换,挺贵的。”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战争远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 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失去了它的战备作用,企业破产,三线人的自豪优越感消失了。 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上海人,厂里破产回乡,想迁回户口时却发现困难重重,为证明自己曾是上海下乡的“三线”人,需要各种文件各种手续,一位工人几经周折还是因为缺少某份文书,无法落户,他不仅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去的,为国家建设拼死拼活,现在服务期满,回家乡过退休生活,报个户口这么困难?想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一位三线人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去街道“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镇。那时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准备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传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 去时容易归来难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信誓旦旦:“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罗尘说,对于这些三线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余光中说的“回不去的地方”,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他者”,以至于王小帅这样感慨,“我羡慕有祖坟的人。” 每年清明节,很多离开的三线人返回三线,祭祀永远留在那里的父辈。 贵州三线工厂第一代上海工人:故乡留在记忆里 “我认识、熟悉的上海都在老照片里,对于现在的上海,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贵州生活近50年的上海人杨小锁说。 今年67岁的杨小锁和丈夫顾荣根都是1966年2月参加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的。他们在贵州成立家庭,在贵州遵义梅岭化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回首当年,老两口说,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离开上海后,故乡就留在了记忆里,而这个曾经偏僻的山区却成为他们落地生根之处。 “当初从上海到贵州来,我们这群人是‘包’了火车过来的,足足坐了4天才到,整列火车应该有近700人,都是我们同一个厂的。”顾荣根回忆说,他和杨小锁都是满怀期望的来到贵州。 顾荣根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迁到贵州,顾荣根说:“我妈妈是不想我迁户口过来的,我偷了户口本让母亲伤心了很久。”杨小锁到了贵州以后发现自己没有带的基本生活用品很多,比如被子是到遵义后写信到上海让家人寄过来的。 “当初想到要来三线搞建设很激动,但来了以后心理落差很大。”杨小锁说,“最初来到这里,最不习惯的就是吃辣和当时的卫生环境。但是想家的苦是当时最大的心结。想家,过年过节都会哭,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很久,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稍微好一点。” 六十年代初期,请不到农民工。工地上没有吊车、翻斗车、挖掘机和推土机,凡是挖土方、平地基、挖沟、下水泥、红砖和泥沙等重活、脏活,都是厂领导带领职工自己干。晚上加班,已是家常便饭。当时加班,既没人动员,也没人号召,更无加班补贴,每天从晚饭后一直干到深夜,厂里只为加班者每人发给2个馒头,但大家亳无怨言 2000年的时候,杨小锁和顾荣根回上海,他们打车回家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家门在哪里。“以前父母在,我们争取每年都回去,后来父母离世后就三五年才回去一次。回去以后,都在兄弟姊妹家各住一小段。虽然都是至亲,但怎么也觉得不是自己家。”后来这老两口还回上海两次,到上海都是家人来接,他们说:“上海变化那么大,我们已经不认识路了。” 记者采访杨小锁时,她的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在。47年了,在杨小锁的一顿普通晚饭上,我们看到菜里仍然没有辣椒,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肉、笋子炖肉成为桌上的大菜。杨小锁说:“我和老伴现在能吃一点辣,但是比起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还是差很多。” 留守在老厂区的老人 杨小锁说:“其实我和老顾后来有机会落户苏州的,但是儿子在这里长大,他的朋友、工作都在这里,他不愿意离开,我已经体会过一次家人分离,不愿意再有第二次。那时我们就决定这辈子都留在贵州了。” 图为留下的老职工,在上世纪那个人所共知的政治环境中,个人是绝对无条件从属于社会的,国家的需要永远高于个人的梦想,国家的需要就是国民的唯一选择。“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一声令下他们就来了,但家乡已经回不去,只能把他乡作故乡 杨小锁的儿子顾海俊5岁至7岁生活在上海,他说:“上海是爸妈的故乡,我的名字中有个‘海’字,也是妈妈对上海的纪念。我媳妇是贵州人,我在贵州长大,我的家,在遵义。” “遵义已经是我离不开的地方,这里有我最深的挂念。上海是我时常会想念的地方,那里是故乡。”杨小锁说,“我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都是老太婆了。47年,贵州现在也建设好了,我们更安心在这里养老。对于上海,我们已经成了客人。” 陈惠珍—“好人好马上三线” 40多年前,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身在三线干革命的有为青年。大家都怀着一颗建设祖国美好家园的志向,来到三线,当时大家不是感到艰苦,而是感到万分的荣幸。 我记得我们毕业分配时和学校的军代表、工宣队的负责同志说,不管分配到那里,不管条件多艰苦,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愿意去。 1969年1月23日我们从北京-西安市转车到铜川,到达铜川是夜晚。厂革命委员会派敞篷大卡车到铜川车站接我们,在卡车到达纸坊时,车上的师傅告诉我们前面的灯光就是厂区和家属区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厂区的楼房这么高,和北京的楼房没有多大差别啊!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由于是晚上,我们看不清那是一层层山坡上垒加起来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高大的楼房。 记得70年全厂职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厂部组织部分职工拉练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积极报名,我记得当时有的职工报名没有批下来,还哭了,特别是三车间的樊桂珍,坚决要求参加,后来车间领导心软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试想如果现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还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求参加呢!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一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一代,是把一生交给国家和人民的一代。 自己建设食堂、宿舍 70年代,车间都是连队编制,每个连队建一个食堂,食堂要自己建,没有砖瓦,我们半夜起来到山上的背砖,往返几次,丝毫不感到劳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兵工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口号下的果实其实很苦 1986年9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541各分指(包头617厂的后备厂)领导决策连连失误,所以一个个分指被迅速搞跨,广大职工生活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开始在541历史上破天荒地拖欠工资。有的分指半年甚至一年不给职工发工资。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18人前后因为缺钱养家而自杀。有一个职工为了养活妻儿,去偷农民喂猪的麸子当口粮吃,当农民跟踪要将其治偷窃罪时,才发现人家一家老小竟然以此为食,不禁也当场落泪。 农民喂猪的麸子 但是就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还是每天到点上班。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分指,一个女职工因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给他的孩子以温饱的生活,悄然上吊自尽。其他分指因无法生活下去,上吊、喝药自杀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今天这个分指死了几个,明天那个分指又死了几个。 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先是机构精简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买地,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541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大山里。 兵工二代人到中年,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中条山的541,如今也都七十多少的老人了。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照比例报销消费。 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来,且设备陈旧,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兵工们要想看个病得去几十里外东镇的总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压弯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兵工的腰,也把兵工二代的腰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亲的命,有的兵工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茫然的第三代 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英雄及他们的后代们是怎样生活的? 当年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我的爸爸妈妈随他们的父母从沈阳迁到了贵州,这偏远的蛮荒之地。祖父那一辈,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于是,我的爸爸妈妈就被献在了贵州的山里。 三线建设初期所有人员都要参与建厂房、宿舍等体力劳动,上海支黔的女青年,她们刚刚离开父母,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独自来到边远的山区,生活很不习惯,加上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初次干这些苦力活,手脚和身子痛得半夜哭起来。但她们又害怕别人听见和看见,便将蚊帐放下,躲在被窝中哭,可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和加班。 三线建设完了,不打仗了,这些下三线的英雄们也被世人遗忘了,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还在那偏远的地方呢? 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就像是一个放在大山里的玻璃泡泡,在山里显得那么美丽,但又好像与世隔绝,很难融进当地文化。 我们是特有的居住区,我们叫“工厂”,自己盖的楼,在厂里工作,拿固定工资,跟周围的村村寨寨像有一堵围墙一样隔着。... Continue Reading →

Deng Xiaoping inspects the Guiyang-Kunming Railroad in 1965

1965年冬天的故事——邓小平为六盘水绘制建 来源:中国六盘水网—六盘水日报 1965年11 月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在六枝视察贵昆铁路关寨站, 事后题写站名。 单兰山/ 摄   余祖海 时间倒回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冬天。那是1965年11月22日至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视察贵州及六盘水三线建设,并在昆明主持召开会议。这半个月,小平同志多次对六盘水的建设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从政区建制到项目安排,从建设投资到选址定点,小平同志有着总揽全局,一锤定音的战略决策作用。可以说,六盘水市,是在邓小平西南三线建设战略思想下催生的,小平同志为六盘水的建设发展绘制了一张宏伟蓝图。 一锤定音:“要大不要小” 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四川西昌召开三线建设规划会(史称西昌会议),会议决定建设以六、盘、水为中心的煤炭基地。此时的六枝、盘县、水城分别隶属安顺地区、兴义地区、毕节地区。经中央批准,1965年1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成立。六、盘、水三县分别划出10来个公社成立六、盘、水三个矿区。1965年8月31日,贵州省人委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六枝、水城矿区的报告》提出六枝、水城两矿区设立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直属省人委领导。国务院未批,但因会战急于上马,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区长已由省委任命并已到职,而且均是副厅级干部调任的。问题的焦点是设置为地(厅)级还是县(处)级。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贵州省委书记陈璞如、煤炭部常务副部长钟子云曾将上述情况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汇报过,未得到答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1965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及李井泉、余秋里、程子华、谷牧、吕正操等陪同下,视察贵州三线建设到达贵阳花溪宾馆。11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宾馆听取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省委书记陈璞如的汇报。当谈到电力问题,小平指出:“贵州有煤,搞火电快。这方面要很好地进行规划,搞好综合利用,”“将来贵州一定是大工业区” 。当汇报到六、盘、水三个矿区的级别设置上,是设置为地级还是县级时,邓小平指示:“要大不要小”。明确支持三个矿区为地级。六天后,即11月29日贵州省人委发出《关于成立六枝、水城、盘县矿区政府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说:“经请示国务院同意成立六枝、水城、盘县矿区政府,设立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矿区人委。”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196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文“同意设立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人民委员会,进行政企业合一的试点”,“受煤炭部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双重领导”,“特区党的工作以部委领导为主,省委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度”。 1970年12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六盘水为地区一级政权机关,撤销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将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和原三个特区合并为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成立六盘水军分区和三个特区人武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978年12月18日,国务院批准将六盘水地区改设为六盘水市,辖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 从三个矿区到三个特区,从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到六盘水地区,从六盘水地区再到六盘水市,前后历时14年。这一段政区建制的历史清淅地表明:六盘水市是在邓小平西南三线建设战略思想下和小平同志的特别关注下催生的。 “六盘水煤炭基地很重要” 1965年11月23日下午,小平同志一行从贵阳乘专列到贵昆铁路六枝关寨站工地视察。当时铁路只修通到关寨,小平同志问随行的铁道部长吕正操和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什么时候才能全线修通?”吕正操回答:“明年年底。”小平说:“不行!要加快速度,提前建成通车,要把六盘水的煤尽早运到攀枝花,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事后,铁道兵和铁二局组织30万建设大军会战贵昆铁路,提前9个月27天于1966年3月4日全线建成通车。小平同志应郭维成请求,题写了“关寨站”三个大字,并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来贺电。 11月23日晚,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返回六枝,停靠在东风水库铁路桥上,食宿在列车上。当晚在列车上会见了时任六枝县副县长的三弟徐初(又名邓蜀平)及弟媳谢全碧。 1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六枝矿区地宗煤矿视察。煤矿刚刚开始掘进,连个像样的喝水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小平一行在一个未建成的澡堂里与现场施工人员见面,听取了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范文彩,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丁丹等人关于六盘水煤炭基地规划设计的简要汇报。邓小平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铁,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六盘水煤炭基地很重要,即能满足西南钢铁和动力用煤,又能支援两广(广东、广西),以减少此煤南调。有煤、有铁,办好西南两个大型联合企业(六盘水、攀枝花)就有希望了。”他提出,北煤不南调。并对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煤,东调2000万吨,供应攀枝花1000万吨,贵州省留1000万吨的方案给予肯定。指出:“南方的煤炭基地在贵州”。 邓小平又到井口看望一线工人,与站在前面的工人一一握手。当握着劳模周官文的手时,他看到周官文嘴唇干裂,问及原因,周回答:“会战上得急,蔬菜供应不上,有时只能用盐水泡包谷饭吃。”小平立即让秘书与北京有关部部门联系,事后有十几车皮大白菜运到矿区。小平与李井泉、钟子云等站在几根木棒搭成的台子上对工人们说:“毛主席,党中央派我来看望大家。三线建设很重要,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把三线建设搞好,让毛主席睡好觉。你们现在住的草棚子、油毛毡,以后都要统统拆掉,把矿山建设得更加美好!”随即工人中响起了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三线无铁是软三线” 11月24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从六枝乘专列回到贵阳。11月25日,乘飞机到成都。30日到达西昌,听取西南钢铁布局汇报。邓小平提出:“原拟设在黔西的钢铁厂以放在盘县为好。” 12月3日,邓小平乘飞机到昆明。12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在昆明震庄迎宾馆主持会议,向邓小平、李富春汇报三线综合调查和选择厂址的情况。会上邓小平强调:“三线无铁是‘软三线’,要坚持建设‘硬三线’的方针,钢铁厂要抓紧建设”。会议提出了钢铁厂的三个建设方案,第三个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建设攀钢、昆钢的基础上增加建设六盘水地区的钢铁厂。 12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昆明主持西南钢铁工业发展汇报会议。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时,邓小平不时插话,多次提及六盘水。余秋里说:“总之,1970年西南搞到300万吨钢铁能力;万一来不及,还有泸沽、水城观音山和云南罗茨的铁矿可吃。”邓小平说:“现在重点搞贵州。”余秋里说:“铁是两点:攀枝花和盘县。”邓小平说:“这个比较好,盘县这个点好(指盘县向攀枝花运煤,运回铁矿石,就地建钢铁厂),对向运输这就好了,中心是铁,有了铁就好搞钢了。”余秋里说:“水城铁矿可以就近冶炼,可以搞到50万吨,水城条件好,周围都是煤,就是缺水”。邓小平说:“总之,煤钢联盟,煤钢托拉斯,电也是从煤来的。矿石运出300万吨,而运出的煤也是300万吨。这样对流,运输合理。从地理上讲,条件太好了,最理想。”余秋里说:“煤要加快建设,‘三五’计划六、盘、水三个煤矿建设规模1200万吨,现在看来要搞到2000万吨。以上一共要追加25亿元投资。邓小平说:“如果真正25亿元够了,我们怎么也要把它挤出来。”邓小平强调:“将来可以考虑盘县、水城多搞点火电,快,又用这个地区的煤。”钟子云说:“盘县有个电和运输问题。”邓小平说:“盘县煤到2000万吨时,向何处运?如何运出来?是个大问题,要算算。这对我们的‘三五’规划提出了问题,方针性的问题”,“当然,讲了钢,就有煤的问题,铁路问题,铁路建设标准要搞高些,贵昆在建,成昆1300万吨运量,内昆800万吨,这就很好。”“我看,明年上半年按把这些决策一一定下来。无非是20至25亿投资和设备制造问题”。 邓小平要在六盘水建设煤炭、钢铁、电力、铁路的意见,为六盘水建设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绘制了一张宏伟蓝图。 12月7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西南三线建设视察的行程。为了落实昆明会议精神,12月12日至14日,余秋里与国务院8个部门的负责人到盘县考察煤矿并选定盘县钢铁厂的厂址(后未实施),又到水城看了几个煤田和观音山铁矿、水城铁厂。当月,国务院做出建设水城钢铁厂的决定。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国家计委和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于1966年7月1日至9日在盘县城关镇召开六盘水地区综合规划会议。国家有关部委、云贵两省省委、地委、厅局和六盘水地区有关企业的领导共200多人参会。程子华、彭德怀出席。会议确定“三五”期间国家给六盘水地区共投资27.6亿,包括煤炭、钢铁、电力、建材、邮电、交通在内的多个行业共建27个项目。分为1968年、1970年两个阶段进行规划,1966—1968年投资17亿元,1969—1970投资10.6亿元。 小平同志为六盘水绘制的建设蓝图,给六盘水带来了资金大投入、资源大开发、人员大流入、生产要素大集聚,快速奠定了六盘水的现有支柱产业格局,有效提升了六盘水在贵州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步推进了六盘水作为西南腹地交通枢纽的形成,壮大增强了六盘水农村经济活力和综合经济实力。同时,六盘水给国家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最大贡献是扭转了我国北煤南调的局面,结束了江南没有煤炭输出省的历史,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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