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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Front in Yibin, Sichuan
[行进四川]宜宾:两代人的三线建设 现代版愚公移山 【http://www.newssc.org】 【2015-02-02 15:02】 【来源:四川新闻网】 两代三江人接受记者采访,图为夏正根、夏志勇父子。 四川新闻网宜宾2月2日讯(记者 易友波 实习记者 宁俭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启动三线建设,将国防军工产业批量转移至西部地区。如今,时光跨越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三线建设者们依然在坚守、在奉献,以“三线精神”谱写出现代版“愚公移山”的新篇章。在四川宜宾,三江厂就是这么一个缩影。 宜宾市翠屏区的上江北,云集五粮液、宜宾纸业等全国闻名的大型国企,是宜宾工业的重地。但作为三线建设产物的三江厂却鲜为人知,甚至在很多宜宾本地人的印象中,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厂。 三江厂——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也被称为三江机械厂,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航空机载设备定点研制生产企业,也是宜宾目前仅有的两个国防军工系统央企之一。 1965年,上千名建设者从河南、湖南、上海等地汇聚到四川宜宾,建成了三江厂。三江厂从无到有,几经兴衰再到如今的辉煌,50年来,为国家实现“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伟大工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品市场占有也实现了从零起步到行业领先。 近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行进三江厂,听三线建设者们讲述在宜宾的三线故事。 图为三江厂厂区大门 建设三线 “摇晃楼”里的匆匆岁月 要进入三江厂,先得穿过一片略显陈旧却极富时代气息的生活区,而后便可以看见大树掩映着的厂区大门,“航空报国、强军富民、敬业诚信、创新超越”几个蓝色大字树立在一旁的大楼顶上。两行大树苍翠而笔挺,夹道延伸向里,一个个身着蓝色工装的身影步履匆忙。 头发花白,目光炯烔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言谈间神采飞扬,69岁的杨力涛在三江厂已经工作了五十年,看着三江厂从“呱呱坠地”一直到如今的“风华正茂”。 杨力涛是哈尔滨人,1963年从哈尔滨航空技工学校毕业后,舍近求远进入河南新乡一一六厂,当上一名检验员。“厂里的检验科长张毅找我谈话,就说我们要支援三线,在四川包建一个企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只要组织需要,我到任何地方去都行’。” 1965年11月,杨力涛把厂里发的蚊帐、雨靴和几件衣服装进一个大木箱子,前往完全陌生的三线城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三线建设者和杨力涛一样,对于国家的号召毅然响应。1965年到1966年期间,河南一一六厂等地的几百号人分成几批相继前往宜宾,投身三线建设。 “我们来的时候,厂子基本上已经盖好了。当时大家住的是木楼,我们叫它‘摇晃楼’——只要有人上下楼,整栋楼都会摇晃。”杨力涛回忆说,像这样的房子当时有十来栋,住不下的就住在“俱乐部”里,在里面用竹席子一搭就是家,再一拦就是另外一家。 现在的三江厂所处位置,当年还是一座散布着坟堆的荒山。开荒拓地,挖土破石,砌墙盖瓦……历经半年左右的仓促建设,1965年8月,只有几栋简陋厂房和“摇晃楼”的三江厂诞生了,就是杨力涛口中的“基本盖好了”。 而对于同样来自北方的彭明智来说,让他最苦恼的是南方一连半个月阴雨的天气和高强度的工作。 1965年三江厂厂区全景(资料图) 1966年元月份,彭明智带着妻儿同厂里一批三线建设者,坐着火车从河南一路“晃”到了四川宜宾。刚到不久,彭明智一家人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个接一个的发烧感冒。 当时不到半岁的三江厂已经处于“大生产”阶段。彭明智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来,到老街上买菜后一路小跑回家劈柴做饭,一切弄好之后就得去上班。“四川阴雨特别多,柴又不干,这边火烧不着,那边小孩直叫唤,又想赶着去车间,心里急得不得了。” 舍小家、顾大家是大多数三线建设者的真实写照。背井离乡支持三线建设的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人。在老三江人夏正根的心里,自己亏欠家人的就太多了。 夏正根到三江厂后,妻子一个人在江西老家既要忙地里又要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四个孩子和三个老人都靠她,我的工资又少,苦了他们10几年。”直到厂里为妻子安排了一份勤杂工,一家人才终于聚在了一起。 “可是来了也困难啊,一家人都要吃饭。”当时夏正根四个孩子中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家里六个人,全家的收入就靠夫妻俩每月55元5角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那个时候经常到菜市场挑最便宜的菜,甚至捡丢下的菜叶。星期天就去附近的河沟里捞点鱼虾。”在那个年代,像夏正根这样的家庭在三江厂不在少数,一种“只做奉献,不添麻烦”的执着精神,让三江人从未向地方上伸手张口,尽管地方上有意全力支持。 图为三江厂职工研制圆织机场景(资料图,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奋斗三线 “三起三落”中的事业坚守 生活上的种种艰辛,没能让三江人减缓建设和奋斗的步伐,老一辈三线建设者们只要一开工,几乎都是拼了命地在投入。 在车间里做磨工的彭明智,从早上8点钟上岗一直站到晚上下班,除了吃饭的时间,很少有坐着休息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帮同事代班,连上了36个小时的班,回家后才发现腿已经站肿了。”说话的时候,彭明智看了看自己的腿,似乎对当年的疼痛记忆犹新。 在三江人心中,奋斗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身体力行是对“奋斗”的一种诠释,是对艰苦的一种抗争。 夏正根学的是锻造和冲压,在三江厂却被“赶鸭子上架”,成为一名工装设计员。从加工制造到产品设计的“穿越”,迫使夏正根不得不从零开始。 “厂里太缺人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慢慢跟着老技术们学。白天埋在图纸里研究,晚上回家也不停的琢磨,遇到技术难关,就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研究。”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夏正根三十多岁就熬出了白发。 就算是再艰辛,三江人依然充满激情,厂里仍然热火朝天。“连吃饭都是在车间,有的时候带着干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历经共同奋斗的岁月,三江厂成为了一个至亲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凝聚出来的力量一直在延续,并创造出了无数个奇迹。 1966年二季度,投产仅半年多的三江厂交付首批产品,接收产品的部门给出质量特优的评价。得到评价通报那一天,成为了所有三江人最喜庆的“节日”。 “听说要到市委去报喜,我们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当时我是鼓手,我们一路上都在敲。”当时的三江厂受自贡市委管理,厂里派出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去报喜。采访时,杨力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旧兴奋不已。 1979年到1989年,国家多次对军工系统提出转型部署,军工业务急剧萎缩,三江厂遭遇“断奶”后被推向市场。从订单制生产军品,到民品为主,三江厂以“零起步”状态进入市场。在三江人心目中,市场化就是二次创业,但这次创业却让三江厂濒临倒闭。 “自行车铃铛、电风扇、民航配件……凡是在车间里能生产的我们几乎都试验过,但最后才发现,原来除了军工产品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在杨力涛心中,那10年比起建厂的半年来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更艰辛。 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打击,没有让三江人灰心绝望,三线精神支撑着他们步履蹒跚却又始终昂首向前。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三江厂终于走出了困境。1995年,民品产值已占到全厂工业总产值的80.7%,比1984年增长1726.3%,实现了以民为主、以民养军的转型发展战略目标。至此,三江厂开启了创业后的第二次辉煌。 传承三线 青出于蓝胜于蓝 老一辈三江人的坚守和奉献,在后辈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三江厂大部分职工都是第二代三江人,他们在传承着三线精神。 很多二代三江人在小时候就埋下了军工梦。在钟建宏的记忆当中,三江厂是神秘的。“上幼儿园时看到某个厂房内有一个皮人弹到天上去,然后又高高的落下来。”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钟建宏一直充满着好奇。 “长大一点知道三江厂是军工单位,和航空有关,心里觉得很自豪。”于是,钟建宏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定下了理想,长大后进厂里当一名技术工人。 技校毕业后,钟建宏如愿被招入三江厂工作。“我进厂的第一个师傅许锡洪是厂里的劳模。他年纪虽然大了,但干活没有任何人超得过他,连上厕所都是一阵小跑,直到退休那一天。”钟建宏说,长辈们在现实中为大家树立的榜样,成为了新一辈三江人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熊利现在是三江厂的技术骨干,由她创新设计出多种飞机配套产品,获得多项国防专利和多次立功表彰。在她的心里,身为锻造工人的父亲熊廷义就是自己的榜样。“厂里8点钟上班,父亲总是每天7点15分就到了厂里。先把煅炉预热好,再打扫好卫生,中午还要连续上班,他那份强烈的责任心一直感染着我。” 彭辉是老三江人彭明智的儿子,如今是厂里最优秀的铣工,曾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三江厂有一个以“彭辉”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8名高技能人才和7名工程技术人才汇聚于此。... Continue Reading →
管苠《凤凰来仪英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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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friends in Xichang in the late 1960s
The source also has a memoir about lif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Xichang. Source
Remembering Chongqing’s Third Front
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已把他乡作故乡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厂大门。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重庆“三线人”的光荣与失落:“人越来越少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好人好马上三线”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受访者供图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跃进厂家属区正在建设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重庆也是故乡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当年厂里的年度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受访者供图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Continue Reading →
Cheng Zihua and Lu Zhengcao inspect the future site of the Xichang Railroad Station in March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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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春《攀钢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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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in Sichuan
四川三线建设概况及研究综述 Source: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三线建设,是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备战出发而进行的以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四川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对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以及新世纪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术界逐步开始加深对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四川的三线建设研究相应开展起来,并逐渐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四川三线建设概况 为加强国防建设,合理工业布局,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此后,中央迅速部署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四川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 1.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 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离不开中央的重视、中央领导的关心、地方机构的组织实施和四川人民的大力支援。 为加快三线建设,1965年2月,中央专门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四川成都,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任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任副主任,后来又增派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委员有国务院各部和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负责人等22人。与此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先后在四川设立了各自的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组织领导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和重视四川三线建设,为了使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保证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四川三线建设第一线视察指导工作。1965年11月初,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带领李富春、薄一波和余秋里、吕正操等中央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四川、贵州、云南视察三线建设情况。196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来到四川视察,检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开展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1965年11月,中央安排彭德怀到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彭德怀到任后首先花了5天时间听取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情况汇报,并在汇报结束后提出了一点、一线、一片的观点。在四川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等,都曾到四川三线建设现场考察调研,解决了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使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建立在更加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保证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 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后,四川省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也随之成立。支援委员会由省委书记负责,省人委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负责搞好四川三线建设的后勤支援工作。相关地市县的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也随后成立,配合三线建设单位的工作,提供劳动力和物资保障。同时,四川省委还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等城市和重点建设地区设立物资局,统一负责所辖地区内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资供应。为保障三线建设,四川建设了一大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从一开始就注重财力、物力、技术等各方面保证能源先行。为支持三线建设,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修筑襄渝铁路为例,从1970年5月起,省军区在川东北地区组织了21万民兵参加襄渝铁路的修筑。 2.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 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围绕着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建设和成昆、襄渝铁路的建设而展开。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也是三线建设第一阶段各方面倾注力量最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1970年6月29日,攀钢炼出第一炉铁水;1975年9月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国防工业建设包括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航天工业、航空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建设。从1964年至1978年,四川先后新建、迁建了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30多个军事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和80多个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成昆、襄渝两条铁路的修筑是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修筑虽然在大跃进时期上马,但随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停工。1964年8月复工,经过34万筑路大军五年的艰苦努力,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三线建设开始后,铁道部还提出修建襄樊至成都的铁路,后改定为襄樊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的襄渝铁路从1968年开始施工,到1973年10月全线建成通车,累计投资36.18亿元,最多时动用员工达82万余人。 3.四川三线建设的成效与意义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总投资规模达393亿元,新建、扩建、内迁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加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2年全省工业企业达到46339个,职工人数达到1033.09万人。三线建设改变了新中国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的原有格局,在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四川地区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兴的工业基地。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量较强、能独立研制多种军品和民品的生产科研体系,成为我国战略发展后方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川的工业布局开始由几个中心城市向全省扩展,工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四川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改观,不仅适应当时战备的需要,而且为四川以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三线建设主要在四川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布点和展开,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毕竟是以备战为出发点的经济发展战略,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投资建设规模盲目扩大,战线拉得太长,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配套建设不够,综合生产能力很弱等缺陷,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三线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和改造,四川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也随之展开。1985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共涉及39个三线企事业单位。 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采取“关、停、并、转、迁”的方法。首先是调整企业布局,对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采取就地改善条件、调整产品方向等措施;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在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对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依托中心城市进行迁并或迁建。同时,调整产品结构,对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很强、转向不易的企业,按照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进行改造。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调整改造,四川三线建设存在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和缓解。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和研究状况 由于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研究三线建设必不可少要研究四川的三线建设。随着历史的积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三线建设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突显出来,四川各地党委政府也更加重视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从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就是其中的典型,攀枝花的三线建设研究也由此走在了各个市州的前列。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尤其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不仅鼎力支持三线建设研究,而且亲自参与到研究活动中,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逐渐扩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1.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概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四川三线建设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研究专家,均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涉猎,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就四川省而言,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与队伍,但有相关的机构与队伍,主要是负有记史修志职能的机构和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从事三线建设研究。 一是四川省党史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研究者。党史工作机构负有记史、研究之责,地方志工作机构负有记史、修志之责,三线建设研究是其中必然涉及的内容。 二是三线建设的过去的亲历者。包括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有领导干部、有科研人员、有普通工人、有当地百姓,作为见证人,通过口述回忆等多种方式开展了一些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份量的成果。这批人是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力军。 三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专业研究人员。四川大学等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工业经济史等教学研究专家,在教学研究中对四川三线建设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四是目前三线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国防科学工业系统的一些同志。他们在宣传军工文化、宣传企业发展历程、记述企业历史等具体工作中,涉及到了三线建设的研究。 五是民间组织与个人。如四川博物馆学会下设了工业遗产专业委员会,在开展保护四川三线工业遗产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三线建设研究。一些热心于三线建设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四川的会员个人。 2.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和主要成果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近年来逐渐开展起来,主要通过撰写学术文章、出版口述回忆等资料及专著,举办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学术文章方面: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上查询到的与三线建设相关的论文200余篇,其中研究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有50篇以上,这些文章集中对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三线建设的进程和成就、三线建设功过的评价、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对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等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几篇学位论文对攀枝花、川东等地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口述回忆方面:《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是一套口述史资料丛书(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三线亲历者口述回忆建设历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四川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的回忆口述等记录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成就。《鲁大东纪念文集》(《鲁大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通过对曾任四川省省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的鲁大东的生前回忆,再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片段历史。《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三线风云》(倪同正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三线风云》第二集(余朝林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等,都有相关四川三线建设的专门章节。如《三线风云》第二辑《可歌可泣》中《大三线有个“三江厂”的故事》,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对成都三江厂由创建、兴盛到衰败重组的回顾。目前,省国防科工办系统也正在进行口述资料的采访搜集工作。比较重要的口述回忆资料还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程子华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曾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敏等口述《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文史博览》,2004年1期);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渡口特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总指挥长的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专题资料方面:在一些出版印刷的资料中可见四川三线建设相关资料,如《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79-199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的《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等。一些三线建设的地方部门也编写了当地的三线建设资料,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有数百万字的攀枝花建设资料集,如2000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1936-2000)》、2004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等。目前,全省党史工作机构的19个市州的党史系统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统筹下,正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除了文字资料,影视图片资料也是三线专题资料的重要内容。2010年由四川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文物管理所等拍摄完成、在凤凰卫视播放的《三线往事》纪录片,分十集,以三线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访谈为主,突出了三线人的人生历程。2014年由攀枝花建设亲历者发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炼魂》也搜集了丰富的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在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当地拍摄的宣传片、纪录片中也录有一些当地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博物馆机构为陈展的需要也搜集整理出了大量四川三线建设资料,如广安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万源航天博物馆、梓潼两弹城和设在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等。 专著方面:目前还缺乏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专著,但在很多论著里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反映。如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在零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开展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历史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中,对四川全省及各地三线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主要由四川参加三线建设领导工作的老同志编写的论文集,其中第六章专门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部署实施,评价启示等,论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思路。由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编写的《四川地方军工史》可算是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中较为权威的专题研究史稿,但遗憾的是仅有约4万字的篇幅,主题也集中在军工企业,对四川三线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目前,全省党史系统正在开展四川三线建设专题研究,期望与档案局、国防科工办等相关部门合作,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基础上,编写出《四川三线建设史》。 学术研讨方面:2014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承办了四川党史界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全省党史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的四川三线建设研讨会。会议围绕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战略布局,宝贵精神,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与四川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2015年3月,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攀枝花市委又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拟每年举办一次三线建设的专题研讨会,推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 3.四川省档案馆藏的三线建设研究资料简况 对四川来说,研究三线建设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档案。据笔者的了解,四川省档案馆是现存四川三线建设档案资料较为全面、集中的地方,是研究四川三线建设查阅各类档案的首选之地。据初步了解,四川省建设委员会1991年11月移交到省档案馆的西南局三线委员会1964-1967年长期案卷78卷、永久案卷102卷,共计约37640页。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1993年10月该办公室移交给省档案馆长期卷宗93卷、永久卷宗45卷,共计约23850页,时间跨度不仅包括三线调整改造时期,还包括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内容涉及四川三线建设规划、项目、建设、人员、工程、财务、调整、合并、撤销等各个方面。 四川省档案馆还藏有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于1995年11月移交的档案,其中永久案卷目录显示,共涉及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内容30卷,2400余页。2009年11月移交的永久案卷目录显示,涉及1984—1990年三线调整的内容6卷,675页。另外,省国防科工办现存部分军工类三线企业大事记和一些参考资料,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里,四川省革委档案中也有部分涉及三线建设的内容:1966-1969年长期卷宗含三线建设内容14卷,共计2800余页;1970年长期卷宗含7卷,共计1539页;1971年-1973年长期卷宗含2卷,共计101页;1974-1979年长期卷宗含1卷,共计194页;1966-1979年永久卷宗含13卷,共计约2322页。 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1963-1966年永久长期卷宗1969年移交到省档案馆档案,含三线建设案卷7卷,共计760页。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革委筹备组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省生产建设办公室1980年7月移交档案,1967-1975长期永久案卷含三线建设内容15卷,共计1677页。 4.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薄弱环节 虽然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优势,但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也非常明显。 首先,研究力量整合不够,研究关注点分散,没有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一般性和重复性研究多,而从微观上来研究四川三线建设则不足;对中央和省级层面与三线建设关系的探讨较多,而对基层广大建设者和普通百姓与三线建设关系的研究少;对三线建设的经济成效关注较多,对三线建设的其他影响关注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就资料而言,没有搜集整理出版涵盖四川三线建设各方面史料的资料集,这对推进研究工作、提升研究水平造成了一定影响。就专题研究而言,许多领域的研究或未涉及或未展开或未深入。就全面系统而言,也缺乏诸如《四川三线建设史》这样的权威专著。 其次,文字资料的查阅与使用不便。据调查,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档案资料,仍处于保密状态。即使档案部门部分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目录,也只能作为研究使用,还不能公开出版。此外,一些三线企业的内部资料也散居各地,许多也属于保密状态。研究者缺乏档案资料,自然会对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再次,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还不够。三线建设在四川大规模展开是1964年,当年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到今天大多年事已高,其中不少健康状况不好,有不少人已离世。虽然一些研究者通过采访他们已获取一些宝贵的口述资料,但还远远不够。因此抓紧时间,抢救三线建设口述资料,是目前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之事。 综上看出,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队伍、有成果、有相当的基础,但也存在薄弱环节,研究的水平和成果与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的地位还不相适应。因此,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站在新的起点上,把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领域及主要观点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涉及到多方面、多领域,研究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角度也各有特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及背景 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多样的。大部分学者除了从全国三线角度认为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也从四川独特的资源、战略等优势分析了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宁志一认为,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4期)。徐涛认为,四川在三线建设时期地位得以凸显,跟四川自身的地理环境、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及中国周边局势的变化有关。(徐涛,《四川三线建设略论》,《前沿》,2012年2期)。何莉宏、冷伟认为,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较好的经济基础,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何莉宏、冷伟,《小议四川与云南贵州的三线建设》,《社科纵横》,2011年3期)。 2.四川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和概况 三线建设的实施、调整时间跨度大,建设过程复杂,一些论著对其进行了描述,但并不细致。《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过程。何郝炬等人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第六章具体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开展与实施情况。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有一些记录。如樊丙庚记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过程和概况(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城市规划》,1988年6期)。 3.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评价 学者们大多综合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普遍认为四川三线建设有利于国防安全,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留下严重后患;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和军事化管理,使得经济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等。宋宜昌的《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论述了四川(含重庆)的三线建设成就,并从军备费用的角度将中国与美苏比较,得出“中国的发展成本都较低,成就都较大”的结论。(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由倪同正主编、王春才顾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收录了郑友贵、陈东林、段娟等三人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一文。该文在对川渝两地的三线企业进行考察、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备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应予以积极肯定。本书中有三篇文章以攀枝花和攀钢为典型范例进行了分析论证,段娟、王蕾、叶明勇三位学者分别论述了《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攀钢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着力点都放在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上,认为当年三线建设在如今西部大开发的高潮中乃至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当然,一些作者也总结出了不少教训。例如,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得出了四川三线建设中工业布局没有做到基地化,没有城市概念,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向农村看齐,仓促上马、建设前期工作效果很差等教训。 4.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四川三线调整改造,学术界也有一定研究。卢周来对四川三线建设与改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始于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为四川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潜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线改造,又给予四川省经济发展以直接的带动力、推动力,并使之走向外向型发展道路。(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7期)。三线调整改造涉及到许多问题,已有学者研究了三线企业“半边户”家庭的生活问题、下岗职工的生存现状、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构建、三线单位的社会特征与社会生活和企业搬迁等问题。 5.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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