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embering Chongqing’s Third Front

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已把他乡作故乡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厂大门。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重庆“三线人”的光荣与失落:“人越来越少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好人好马上三线”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受访者供图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跃进厂家属区正在建设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重庆也是故乡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当年厂里的年度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受访者供图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Continue Reading →

The Third Front in Chongqing

“三线建设”在重庆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7年06月18日   来源:近代以来重庆100件大事要览   “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重庆长风化工厂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处西南的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以重庆为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历时10余年(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1964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10月,规划小组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00多个,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设朱光、鲁大东等组成的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第一步,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具体实施方案为:1964年下半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作好搬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即有的厂全部内迁,有的厂部分车间、工段内迁并与重庆原有厂合并,或在重庆建设新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 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在重庆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项目中,国家还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 首先是兵器工业的改扩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原有7个老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和嘉陵机器厂)的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所的新建。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等14个和62,54两个研究所。 其次是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建设。在船舶工业的建设项目上,以重庆为中心的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带,从1965年开始,相继建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地。到20世纪80年代,重庆地区建成的造船工业有前卫仪表厂、重庆造船厂等近10家。在电子和航天工业建设项目上,国家在重庆地区先后扩建了重庆无线电厂、重庆微电机厂和巴山仪器厂,新建了3个微电子研究所。与之配套,重庆还先后新建扩建了测试仪器厂、无线电二、三、四厂等,从而形成了有30多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又一电子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国防和民用的电子产品14大类320余个品种。 第三是对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在冶金工业方面,如重钢、特钢及三江钢厂的改扩建,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的新建和重庆铝厂的恢复建设。化学工业方面,国家投资建设了四川维尼纶厂、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等一批骨干化工企业,改造扩建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重庆化工厂等一批老企业。机械工业方面,先后改扩建了矿山机器厂、起重机厂等一批老企业,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实验设备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第四是对交通项目的建设,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桥、涪江大桥、朝阳桥的建设,以及各港口、码头、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后,这些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经过调整改造,在向军民结合型转轨中发挥了巨大潜能,形成了诸如摩托车、微型车、小轿车等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三条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共同构成重庆对外交通的4条大动脉,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初步形成了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配套建设跟不上,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重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田 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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