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ir about Guiyang’s Third Front

蔡庄华:三线建设老人回忆激情岁月 2018-03-26 11:02 T大 建于60年代的二四公司家属区红砖楼 荣誉证书 蔡庄华近影 3月18日下午,在城区游仙路9号山坡上的原核工业二四建设公司生活基地里,今年82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蔡庄华对记者说:“看到如今科技发展快速,国防力量强大,我非常高兴。更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昔日参加三线建设所有的艰苦,都变成了今日祖国的快速发展。” 初战大沟湾青春献深山 跟随着蔡庄华的脚步,走在基地当年修建的老红砖楼前,蔡庄华说:“1965年10月,我们二四公司三工区一行二十多名施工人员,由白雪皑皑、寒风呼呼的西北高原调动到绵阳地区搞大三线建设。一下火车就感到空气清新湿润,气候温和舒适,绵阳是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方。” 蔡庄华是河南洛阳人,1956年考入西安一所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原二机部工作。就像最近热播电影《无问西东》里描述的一样,满怀激情的蔡庄华由部里派到青海高原上,为我国国防事业添砖加瓦。结束了在青海的国防建设,蔡庄华和他的同事们转战绵阳参加三线建设。 当年10月中旬,蔡庄华收好行囊,背着铺盖卷向新工地进发。解放汽车把他们送到梓潼观义河边,他们乘船渡河后翻越两座大山,步行二十五里,历经四个小时来到新工地大沟湾,与先期到达的设计院工作人员合力筹建九院三所。大沟湾名不虚传,沟深而弯,路少而窄,他们这些外来人很难行走。 为了保密,蔡庄华和同事们都以社教工作队名义分散住在当地贫下中农家里,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天刚亮,他们就背着一大筐木桩、锤子、钢尺、干粮、水壶翻山越岭开始工作,无路可走时用棒劈荆棘而行,遇到陡坡就攀树枝而上。工程设计人员设计勘探,土建人员进行工号选点,放线,蔡庄华他们这些水电人员搞线路定线定点。后勤管理人员到乡镇去背水泥、木材,每天往返两次走三十里路,背回材料来搭建临时建筑。大家分工协作,争分夺秒地工作,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粮,一直干到日落月升才回到住处。 “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设计绘图,直到深夜。在那费尽心力的战斗中,人人鞋磨破几双,血泡变成了死茧,衣服汗湿了穿干,结上一层层盐霜,人瘦了几圈,但无一人叫苦退缩。”蔡庄华说,有的带病带伤也坚持不下火线,用毅力和忠诚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青春献深山,为大三线建设作贡献。就这样顽强拼搏了一个多月,各自完成了预期的任务,九院三所初现雏形。然而,这时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三所的选址和初设报废,要求销毁一切资料,立即向新工地转移。” 决战严家嘴不畏艰苦扫除“三不通” “我们怀着难舍的心情,迎着冬天的寒风,马不停蹄地于1966年1月初转移到剑阁严家嘴大山沟,与同时到达的三工区人员汇合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建设大军。”蔡庄华继续说,严家嘴大山沟里天寒地冻,山高路险,荆棘丛生,草深林密,环境更艰苦;这里除了稀少的农户就是大片荒山野岭,路,水,电三不通,无住房,一切都从零开始。 于是,蔡庄华他们白天跋山涉水,攀崖穿林,定点放线,晚上施工组织设计。为扫除“三不通”和住房紧的拦路虎,大家合力攻关,用一个月时间加班加点用木头、竹笆片、石块和油毡纸等材料建起了“干打垒”职工宿舍五百多套,这种“干打垒”房子,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上级调来了柴油发动机,解决了通电照明;大家肩挑背扛,修便道,搭便桥,解决了路通。 然而,供水系统的四个大水池分别设在各区陡峭的高山包上,爬上山包没有路,要穿越密密的灌木林,还要安装从河边到山沟八公里直径为30-35厘米的铸铁管。指挥部号召大家义务劳动,中午或下午下班时全体出动背水泥、沙子,抬水管上山运到水池。“当时,参加义务劳动的人群在崎岖的羊肠道上一个挨一个,大家哼着歌谣,喊着号子,迈向水池,组成了犹如四条银蛇游动的风景。”蔡庄华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通水解决了。大家终于有了洁净水喝,可以洗澡了,高兴极了。 “三不通”拦路虎被扫除后,大家集中精力,各干其行,吃住在工地上,夜以继日忘我战斗着。当时,为了防止红卫兵进来捣乱,影响建设,每天还要在路口站岗放哨,阻止他们进入。大家在封闭的山沟里一干就是5年。到1970年完成了三所的建设任务,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转战平武大山沟,用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干劲战斗到1985年,三工区完成了九零三厂的建设任务。一工区、二工区完成了九院一所、八二一、九院四所及八三九的建设任务。 艰苦奋战为国防建设作贡献 1974年9月,蔡庄华和部分同志因科研生产需要借调到高度保密的国防科研单位。所领导说:“因为要进行某次爆炸试验,需要开通各工号的恒温恒湿和洁净空调系统,现在因系统未开通,工号内湿度大,仪器仪表生了锈不能使用,室内洁净度不够致产品报废,你们要尽快开通调试好空调系统。”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蔡庄华他们与甲方人员密切配合,冒险进入有毒素残留的工号里,用专用清洁剂和毛巾反复擦洗风管、水管及各种设备、仪器、仪表,直到用白绸检试无污为合格。对空调系统加注制冷剂,反复调整和测试风压、风量、洁净度,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活,大家一丝不苟,直到将成百上千个仪表仪器和上千米管道的里外擦得一尘不染,空调系统正常运转。经院士王淦昌反复检查,验收合格,保证了试验如期进行并获得成功。“我们也受到了嘉奖。当我们被邀请登上观察所看到试验成功实况时,大家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兴奋得跳了起来,拥抱在一起高呼:‘我们为国防建设作了贡献!’”蔡庄华激动地说。 “现在,我们这些当年参加绵阳三线建设的小伙子,转眼变成了八旬老人,我们的子女大多数接了我们的班,在福建、山东等地搞核电建设。”蔡庄华的两儿两女都学有所成,子承父业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我们过去钻山沟,住工棚,如今住上了楼房,过着幸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蔡庄华说,他于1996年退休后,参加了市老科协土木建筑分会,继续发光发热。

Memoir about Hainan’s Third Front

海南国防三线回忆系列之三 03-17 Source 永远的怀念 为了纪念国营南江机械厂(596厂)建厂55周年(1965—2020),王茂刚同志牵线带专家学者,于2019年12月上旬在海口召开了各类人员的座谈会。并带领有关人员到老厂址进行了现场调研。在回老厂途中亲自到海榆中线公路184公里处(老厂墓地)祭奠因公殉职的女青年:石小江、陈亚风、胡少梅等人。王茂刚这一筒单的举动、无声的祭奠实在令人感动。四十多年了,回忆起这些为工厂建设,为国防三线建设而不慎殉职的人们,心情仍然十分难过。当年三位女青年生动活泼的样子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她们当年是那么的年轻亮丽,她们当时才十七、八岁呀!转眼间她们因工作殉职和我们阴阳相隔四十八个年头了。 看看当下中国娱乐圈的影星、歌星们离个婚都能刷屏的今天,在影星们轻松获得天价报酬还有偷税漏税的今天,有谁还会想到石小江、陈亚风、胡少梅等人为祖国国防建设己经离开人间四十多年了,她们默默安息在山沟墓地随着时间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 1970年广东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批准国营南江机械厂(596厂)增加工业火雷管和工业导火索两个产品的生产线。为此除从山西阳泉104厂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外,厂里专门从海口等地招收一批高中、初中毕业生。石小江等人就在当时情况下招收进厂的那批有文化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被招收进厂的这批人员中,有一些是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子女,有些是海南各级领导机关的后代,有一些还是海南军区,各县武装部,军队医院的军人子女。总之,招收这部份人员进厂后,为工厂增添一股新鲜血液。他们当中不但是生产车间的主力军,在工厂的球场上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还有好多人成了工厂的文艺宣传骨干。他们的到来,工厂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工厂充满了活力,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971年5月17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早上,我作为一车间生产人员被派到二车间(手榴弹总装车间)返修手榴弹木柄掉扣质量问题。大概是上午九点钟左右,突然五车间(雷管生产车间)方向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有经验的老工人说五车间爆炸了。没有命令,大家不约而同都朝着五车间方向奔跑,我也随着人群跑向五车间。跑到了五车间,只见几间工房已被炸塌,硝烟弥漫,事故现场极其惨烈。有的职工被炸肢体不全,有的被烧焦了面目全非,还有的被炸塌的房顶压住,全身被埋在废墟里。虽然她们都被紧急送往附近的红卫医院抢救,但医生也无回天之术,三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来。当年的爆炸事故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惨烈场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一直到现在仍然挥之不去。 她们三人遇难当天,工厂及时通知了她们的亲人赶来奔丧。当她们的家人被送去医院见女儿最后一面的场面十分感人。我当时看到石小江父母赶到医院太平间见到女儿尸体时,石小江的母亲悲痛的差点昏了过去,整个人都瘫了。但石小江的父亲大声说“老黎(小江母亲姓黎)坚强点,不要太难过,女儿是为国防三线建设而死的,她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光荣!”石小江的母亲听了丈夫的话后,立即坚强的站了起来,擦干了眼泪,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庭的坚强意志和榜样风范。当时我真的想给她老人家深深的鞠上有一躬,表达我们全厂职工的敬意! 石小江父亲是海南国营尖峰岭林场的党委书记,是一位扛枪跨过长江,又参加解放海南岛的老军人、老革命。当女儿为建设国防献出生命时,他没有给工厂提出一点要求,同意把女儿埋葬在工厂附近的荒山上。他们的父母品德高尚令人敬佩。陈亚风、胡少梅的亲人对失去女儿都表现很理智,没有一人对工厂提出过份要求,更末提过需要什么补偿。连要求弟妹顶替安排工作都一句未提。这要是现在不知道会赔偿多少钱呢?她们的亲人,当年给予我们三线建设极大的支持!现在的人们可不理解的,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精神风貌! 要是石小江等三位少女没有当年的事故,没有因公殉职,如今她们都应该退休了,她们也应该拥幸福的家庭,还拥有欢乐的下一代……,可惜她们永远安息在那个大山沟的墓地,已经被人们遗忘。 因公殉职的三位姑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在工厂三线建设中那些为新产品试验而致残和献出生命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些因长期辛苦工作身体透支早早离开人世的职工都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手榴弹TNT装药生产线上的老职工李永金等好几个同志,他们都是长期接触TNT烈性炸药影响患肝癌早早结束了人生。还有原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志久同志,他为了研制新产品,每次都亲临试验场地,劳累过度身体留下多种病患。本来王志久调到广州省主管单位任总工程师,城市环境很优越,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生活了,但过去在三线科研中长期接触有毒有害药物他的身体己早早被透支,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还没等到正式离休。真可惜呀!一位身怀绝技,德高望重的军工老工科技功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还没有好好享受美好的生活。每当想起这些为祖国三线建设过早献出生命的人们,都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从事的工作平凡而伟大,他们是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铸造国防工业的基石,难道他们不值得后人怀念吗? 南江机械厂(596厂)建厂以来,研制的新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正式投产的产品有木柄手榴弹、工业雷管、工业导火索、多种船用救生系列产品、多型号的深海水声震源弹、81式信号雷等产品。工厂还研制过反坦克地雷、反空降兵子母雷等技术储备产品。这和兄弟的国营光华修配厂(9671厂)只单一生产半自动步枪子弹以及国营海南加工厂(9665厂)只生产硝铵炸药有极大的区别。多种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为当时的民养军、军转民打下来坚实的基础,对后来企业走向市场竞争受益无穷。 建厂以来南江机械厂各级领导,为国防三线建设投入的精力,物力是极大的。全厂上下为让毛主席放心,他们贡献青春为国防三线建设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工厂虽然已经搬出了大山,当年的职工,很多人也分布到各个地区从事了不同的岗位,但是一提到过去我们从事的三线建设,大家都深感光荣和自豪。 现在回想起当年投身于国防三线建设的艰苦经历,不管是活着的还病故的,也不管是因公殉职的还是已经退休的,他们都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 作者:翁克海(原国营海南596厂劳资科科长。 写于2019年12月29日

Third Front memoir from Zunyi

我是三线人——三线人的亲述回忆集 2018-09-20 11:13 Source 三线人罗尘的回忆 当年没觉得太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惬意”。那是三线建设高潮期,全国人民生活也普遍简单,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又封闭,又完备,是所有三线厂的共同特征。罗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都是在工厂内部读完,不出意外的话,很多人之后进入车间,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当地非常厉害,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日子很好过的。到赶集的时候,去寨子买鸡买鱼,附近山民觉得工人都太有钱了。”王小帅说,“工人都很有优越感,接父母的班,做个工人,是三线当时的不二法则,进工厂,就端上了铁饭碗,有福利,有劳保。我们少年时期穿的裤子鞋子,都是工厂发的劳保用品,那种翻毛皮鞋,农民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换,挺贵的。”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战争远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 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失去了它的战备作用,企业破产,三线人的自豪优越感消失了。 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上海人,厂里破产回乡,想迁回户口时却发现困难重重,为证明自己曾是上海下乡的“三线”人,需要各种文件各种手续,一位工人几经周折还是因为缺少某份文书,无法落户,他不仅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去的,为国家建设拼死拼活,现在服务期满,回家乡过退休生活,报个户口这么困难?想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一位三线人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去街道“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镇。那时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准备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传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 去时容易归来难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信誓旦旦:“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罗尘说,对于这些三线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余光中说的“回不去的地方”,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他者”,以至于王小帅这样感慨,“我羡慕有祖坟的人。” 每年清明节,很多离开的三线人返回三线,祭祀永远留在那里的父辈。 贵州三线工厂第一代上海工人:故乡留在记忆里 “我认识、熟悉的上海都在老照片里,对于现在的上海,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贵州生活近50年的上海人杨小锁说。 今年67岁的杨小锁和丈夫顾荣根都是1966年2月参加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的。他们在贵州成立家庭,在贵州遵义梅岭化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回首当年,老两口说,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离开上海后,故乡就留在了记忆里,而这个曾经偏僻的山区却成为他们落地生根之处。 “当初从上海到贵州来,我们这群人是‘包’了火车过来的,足足坐了4天才到,整列火车应该有近700人,都是我们同一个厂的。”顾荣根回忆说,他和杨小锁都是满怀期望的来到贵州。 顾荣根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将自己的户口迁到贵州,顾荣根说:“我妈妈是不想我迁户口过来的,我偷了户口本让母亲伤心了很久。”杨小锁到了贵州以后发现自己没有带的基本生活用品很多,比如被子是到遵义后写信到上海让家人寄过来的。 “当初想到要来三线搞建设很激动,但来了以后心理落差很大。”杨小锁说,“最初来到这里,最不习惯的就是吃辣和当时的卫生环境。但是想家的苦是当时最大的心结。想家,过年过节都会哭,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很久,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稍微好一点。” 六十年代初期,请不到农民工。工地上没有吊车、翻斗车、挖掘机和推土机,凡是挖土方、平地基、挖沟、下水泥、红砖和泥沙等重活、脏活,都是厂领导带领职工自己干。晚上加班,已是家常便饭。当时加班,既没人动员,也没人号召,更无加班补贴,每天从晚饭后一直干到深夜,厂里只为加班者每人发给2个馒头,但大家亳无怨言 2000年的时候,杨小锁和顾荣根回上海,他们打车回家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家门在哪里。“以前父母在,我们争取每年都回去,后来父母离世后就三五年才回去一次。回去以后,都在兄弟姊妹家各住一小段。虽然都是至亲,但怎么也觉得不是自己家。”后来这老两口还回上海两次,到上海都是家人来接,他们说:“上海变化那么大,我们已经不认识路了。” 记者采访杨小锁时,她的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在。47年了,在杨小锁的一顿普通晚饭上,我们看到菜里仍然没有辣椒,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肉、笋子炖肉成为桌上的大菜。杨小锁说:“我和老伴现在能吃一点辣,但是比起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还是差很多。” 留守在老厂区的老人 杨小锁说:“其实我和老顾后来有机会落户苏州的,但是儿子在这里长大,他的朋友、工作都在这里,他不愿意离开,我已经体会过一次家人分离,不愿意再有第二次。那时我们就决定这辈子都留在贵州了。” 图为留下的老职工,在上世纪那个人所共知的政治环境中,个人是绝对无条件从属于社会的,国家的需要永远高于个人的梦想,国家的需要就是国民的唯一选择。“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一声令下他们就来了,但家乡已经回不去,只能把他乡作故乡 杨小锁的儿子顾海俊5岁至7岁生活在上海,他说:“上海是爸妈的故乡,我的名字中有个‘海’字,也是妈妈对上海的纪念。我媳妇是贵州人,我在贵州长大,我的家,在遵义。” “遵义已经是我离不开的地方,这里有我最深的挂念。上海是我时常会想念的地方,那里是故乡。”杨小锁说,“我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都是老太婆了。47年,贵州现在也建设好了,我们更安心在这里养老。对于上海,我们已经成了客人。” 陈惠珍—“好人好马上三线” 40多年前,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身在三线干革命的有为青年。大家都怀着一颗建设祖国美好家园的志向,来到三线,当时大家不是感到艰苦,而是感到万分的荣幸。 我记得我们毕业分配时和学校的军代表、工宣队的负责同志说,不管分配到那里,不管条件多艰苦,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愿意去。 1969年1月23日我们从北京-西安市转车到铜川,到达铜川是夜晚。厂革命委员会派敞篷大卡车到铜川车站接我们,在卡车到达纸坊时,车上的师傅告诉我们前面的灯光就是厂区和家属区了,我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厂区的楼房这么高,和北京的楼房没有多大差别啊!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由于是晚上,我们看不清那是一层层山坡上垒加起来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高大的楼房。 记得70年全厂职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厂部组织部分职工拉练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积极报名,我记得当时有的职工报名没有批下来,还哭了,特别是三车间的樊桂珍,坚决要求参加,后来车间领导心软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试想如果现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还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求参加呢!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一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一代,是把一生交给国家和人民的一代。 自己建设食堂、宿舍 70年代,车间都是连队编制,每个连队建一个食堂,食堂要自己建,没有砖瓦,我们半夜起来到山上的背砖,往返几次,丝毫不感到劳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兵工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口号下的果实其实很苦 1986年9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541各分指(包头617厂的后备厂)领导决策连连失误,所以一个个分指被迅速搞跨,广大职工生活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开始在541历史上破天荒地拖欠工资。有的分指半年甚至一年不给职工发工资。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18人前后因为缺钱养家而自杀。有一个职工为了养活妻儿,去偷农民喂猪的麸子当口粮吃,当农民跟踪要将其治偷窃罪时,才发现人家一家老小竟然以此为食,不禁也当场落泪。 农民喂猪的麸子 但是就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还是每天到点上班。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分指,一个女职工因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给他的孩子以温饱的生活,悄然上吊自尽。其他分指因无法生活下去,上吊、喝药自杀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今天这个分指死了几个,明天那个分指又死了几个。 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先是机构精简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买地,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541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大山里。 兵工二代人到中年,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中条山的541,如今也都七十多少的老人了。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照比例报销消费。 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来,且设备陈旧,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兵工们要想看个病得去几十里外东镇的总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压弯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兵工的腰,也把兵工二代的腰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亲的命,有的兵工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茫然的第三代 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英雄及他们的后代们是怎样生活的? 当年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我的爸爸妈妈随他们的父母从沈阳迁到了贵州,这偏远的蛮荒之地。祖父那一辈,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于是,我的爸爸妈妈就被献在了贵州的山里。 三线建设初期所有人员都要参与建厂房、宿舍等体力劳动,上海支黔的女青年,她们刚刚离开父母,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独自来到边远的山区,生活很不习惯,加上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初次干这些苦力活,手脚和身子痛得半夜哭起来。但她们又害怕别人听见和看见,便将蚊帐放下,躲在被窝中哭,可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和加班。 三线建设完了,不打仗了,这些下三线的英雄们也被世人遗忘了,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还在那偏远的地方呢? 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就像是一个放在大山里的玻璃泡泡,在山里显得那么美丽,但又好像与世隔绝,很难融进当地文化。 我们是特有的居住区,我们叫“工厂”,自己盖的楼,在厂里工作,拿固定工资,跟周围的村村寨寨像有一堵围墙一样隔着。... Continue Reading →

Remembering Chongqing’s Third Front

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已把他乡作故乡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厂大门。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重庆“三线人”的光荣与失落:“人越来越少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好人好马上三线”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受访者供图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跃进厂家属区正在建设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重庆也是故乡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当年厂里的年度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受访者供图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Continue Reading →

Memoir about building the Chongqing-Xiangfan Railroad

高光成:怀念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牺牲的大哥   怀念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牺牲的大哥 高光荣,男,出生于1948年7月28日,共青团员,高中学历。1969年3月应征入伍,服役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5808部队二中队六小队。于1971年5月27日,在襄渝铁路陕西省岚皋县大道河镇胶腊坡遂道施工中牺牲。 高光成 想 高光荣被评为五好战士 “三线建设”工程是我国在困难时期发起的一项著名的基础设施建设,襄渝铁路是其中的一部分,东起湖北襄樊,南达四川重庆。这项工程建设是一项拚人力、拚生命的工程,人民解放军官兵、学生民兵队和人民群众付出了太多的生命,筑就了襄渝铁路战备通道,为我国西南边区发展奠定了基础。襄渝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南和中南的铁路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的同胞大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建设中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高光荣,男,出生于1948年7月28日,共青团员,高中学历。1969年3月应征入伍,服役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5808部队二中队六小队。于1971年5月27日,在襄渝铁路陕西省岚皋县大道河镇胶腊坡遂道施工中牺牲。在部队,他表现英勇积极,勇于上进,吃苦耐劳,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先后三次立功受奖,两次被评为毛主席的“五好战士”,荣立二等功一次。 襄渝铁路建设概况 襄渝铁路建设场面 襄渝铁路横贯鄂、陕、川、渝三省一市,东与汉丹、焦枝两线衔接,中与阳安、宝成铁路相通,西与成渝、川黔两线相连,是联络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这条铁路上,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学生兵(十六、七岁)和人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襄渝铁路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当时中国地图上不作标记的秘密国防铁路线。 襄渝铁路建设中的女学生 1964年,毛主席发出建设大西南的号召,经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于1965年12月勘测设计,确定修建襄樊至成都的铁路,称襄成铁路。1968年初,中央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作出了先修渝(重庆)达(县)铁路、缓建成(都)达(县)段的决定。1969年底,中央确定渝达、襄成两线合一,称襄渝铁路。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研究加快铁路建设问题。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何辉燕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襄渝铁路于1972年铺轨通车。 襄渝铁路是按国家Ⅰ级标准、以“进山、分散、进洞”的战备需要进行设计的,于1974年9月竣工。建成后的襄渝铁路起自襄樊,经莫家营、谷城、十堰、白河、旬阳、安康、万源、达县,全长915.6公里。 建在遂道旁的小站 襄渝铁路共部署了8个师、6个师属团、2个独立团,共23.6万兵力。鄂、陕、川三省动员大量民兵配属铁道兵各师施工。1971年襄渝铁路进入施工高潮时,湖北省动员民兵14万,陕西省动员民兵和学生15万,四川省动员民兵30万,三省总计动员民兵59万,加上铁道兵23.6万兵力,军民筑路大军共达83万兵力。 襄渝铁路沿线山高峰险,川大流急,穿过武当山、大巴山和华蓥山,在仙人渡、旬阳和紫阳三跨汉江,七过将军河,三十三次越过后河,在北碚横跨嘉陵江。全线有隧道405座,其中长达3000多米的隧道12座,5000米以上的隧道2座;有桥梁716座,最高的达78米,最长的达1600多米。桥隧长度占线路总长的45%。襄渝铁路沿线地质复杂,许多地段上旁悬崖,下临深涧,有36座车站股道不得不建在桥上或延伸到隧道里。襄渝铁路的建成,是我国筑路史上的壮举。 高光荣烈士临时墓地 铁道兵在襄渝从湖北省郧县胡家营到白河县松潭沟,为铁13师;从白河县松潭沟到旬阳县,为铁10师;从旬阳县到安康县,为铁11师;从安康县到紫阳县高滩,为铁2师;从紫阳县高滩到镇巴县,为铁6师;从镇巴县到四川省宣汉县,为铁8师。在紫阳县境内,还有铁7师的部队。有5个铁道兵师的师部先后设在陕西境内:铁13师(白河县)、铁10师(安康县)、铁11师(安康县)、铁2师(紫阳县)和铁8师(紫阳县毛坝镇)。铁道兵兵部还向陕西段调来了铁1师第2团、铁5师第23团、铁14师第70团、铁12师第60团,进行兵力支援。襄渝铁路陕西段的铺轨任务由铁1师、铁5师和铁7师完成。陕西省共有两届25800名初中毕业学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参加三线建设修建襄渝铁路,其中女学生5129名。25800名学生共编为141个连队,其中女子连队26个,配属于铁2师、铁10师和铁11师,后来有几个连队改属了铁1师。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兵连”。 在襄渝铁路即将接轨通车,绝大部分桥隧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1973年4月,10000名1969级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1973年7月,15000名1970级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从1970年8月到1973年7月,25000名陕西学生民兵共在襄渝铁路上奋战了将近三年。 大哥所在的部队 高光荣烈士之墓 1970年10月至1978年6月历时7年零7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第2师参加襄渝铁路建设。2师代号:5752部队,6团为:5806部队,7团为5807部队,8团为5808部队(2师回国后所属8团归建),9团为5809部队,10团为5810部队。 根据大哥生前留下的部队番号,经查阅大量资料对照,大哥生前所在部队为铁2师8团2中队6小队。部队公开的代号是:铁2师为5752部队,8团为5808部队,大哥所在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5808部队2中队6小队”。 铁2师承担的建设任务是从安康县到紫阳县高滩段的铁路建设,这一段也是襄渝铁路中难度最大、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段铁路。不说当时的施工条件怎么样,根本谈不上用技术去修建战备铁路,就是用人力、用铁锤钢钎砸开一条血路。 从安康县至紫阳县高滩段为松散粘性碎石土类,主要分布于汉江、任河、蒿坪河及主要支流两岸斜坡凹槽地带。以全新统冲积、洪积和坡积层为主,粉质粘土、岩屑相混合,粘土与碎石、粘土与岩屑之比为1∶1,厚度一般为2—21m。海拔100——2522米。在降雨作用下山体斜坡凹槽的坡积、残积物遇水极易处于饱和状态,失重后易产生滑坡,加之下伏岩质多为泥质板岩、千枚岩等易滑地层,由于上述原因,松散粘性碎石土类分布地区成为滑坡、泥石流多发地区。 1971年5月27日,大哥和战友们与往常一样,出工清理头一天放炮炸松炸碎的岩石,人们为了工程进度,一早来到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忙活动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意外就在眼前。悬在遂道洞顶的一块巨石猛然滑落下来,砸中了我的大哥。据大哥的战友王华玉讲,石头砸中了大哥的左肋,肋骨当时就断了三根,其中有一根骨头扎穿了大哥的肝叶,血流不止,虽然经过抢救,但还是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大哥和战友王华玉是同村人,又是同一年参军入伍的,关系相当好。 王华玉讲,大哥牺牲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毛主席那句经典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牺牲时还未满23岁。 大哥魂灵的归宿 岚皋县县城 大哥的牺牲,对我们家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因为他是长子,虽然那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年代,但他是我们这个家的顶梁柱,在于婆婆、父亲和母亲来说,无疑于比房屋塌了还恐怖。 爷爷婆婆心疼的是长孙子,我爷爷去世得早。大哥是婆婆带大的,他是婆婆的一口气。对于大哥的牺牲,我无法用文字表述婆婆那种悲伤的的心情,婆婆当时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她为大哥的牺牲真正是流干了眼泪,头些年,婆婆每天都要嚎啕大哭几场。周围的乡邻乡亲听到婆婆的哭声,也不知不觉的跟着流泪。直到1979年去世,每年都还在哭喊着大哥的名字。 大哥牺牲后,部队的首长到我们家里来了,据说是来的一位团长。 当时,我才8岁,正上小学二年级,山里娃没见过世面,非常胆怯,从门缝里看见了两个解放军,依稀的记得那个团长有点胖,长得白净,讲普通话,还有一个警卫战士。他们亲手把大哥的遗物(主要是部队衣物)交给了我的母亲。 多年以来,我们一家人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大哥,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何方。2016年,我通过陕西省安康市民政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岚皋县民政局,了解到了最终安葬当年烈士们的陵园。6月8日,我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姐夫乘火车在安康市火车站下车(为双轨电气化铁路,2016年2月将陕西至重庆铁路规划为高铁),临晨4点多,我们换乘个体面包车前往岚皋县。到达岚皋县时天刚亮,我们买了一些早点,边走边打听县民政府局所在地。等到上班后,我们一行3人来到县民政府局优抚股,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给予了热情接待,并安排一名股长和一辆专车,专程送我们3人前往岚皋县革命烈士陵园。 岚皋县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汉江以北大道河镇附近5公里的老庄子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72年,占地面积1亩(墓地),陵园面积不少于10亩,安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5808部队为修建襄渝铁路而献身的21位烈士。2013年,岚皋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烈士陵园进行整修,新建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左边修建一灵堂,供当地居民祭奠用,右边修建一个接待大厅,专供接待革命烈士家属前来悼念。 纪念碑的背后,是安葬21位烈士的墓地。21位烈士的坟茔是用黑色大理石镶钦而成,正面立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刻一枚红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下方刻“某某烈士之墓”。烈士陵园外围用清砖仿古建筑做围墙,陵园的规模不算大,但看起来庄严肃穆、整洁有序、青山环抱、风景优美! 烈士精神光照千秋 岚皋县革命烈士陵园 大哥是在原安康县(现为安康市)大道河镇胶腊坡遂道施工中牺牲的,修建这个遂道共牺牲了5位战士。战士们牺牲后,所在部队与当地政府决定就在胶腊坡遂道旁临时安葬,修建了临时坟茔。 襄渝铁路全线通车后,为了纪念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铁路沿线以县级为单位均修建了烈士陵园,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牺牲的烈士分别迁入相应的陵园中。 据岚皋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2000年以后,由于当时修建的烈士陵园处要修建大型水库,水库建成后要淹没烈士陵园,不得不再次将烈士陵园迁址,这就有了现在的岚皋县大道河镇老庄子革命烈士陵园。 时隔45年之久,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哥,虽然看到的只是一堆并无任何表情的大理石,但你的音容笑貌一直展现在我们心中。你是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是一个威武健壮的解放军战士,是一个孝顺听话的儿子,更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好青年。你为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开展的“三线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你的精神永存,你的灵魂永垂不朽! 在襄渝铁路岚皋县大道河镇胶腊坡遂道建设中,宜昌地区牺牲了5位战士,其中兴山就有2位,现将碑文记录如下,碑文中的地址有不少笔误,我将大哥的碑文内容予以纠正: 高光荣,男,汉族,湖北省兴山县日阳乡(南阳乡)四村人(堰塘坪村),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0八部队二中队六小队战士,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修建襄渝铁路中牺牲于胶腊坡遂道。 李洪兴,男,汉族,湖北省兴山县青龙乡红升村人,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0八部队三中队十一小队战士,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在修建襄渝铁路中牺牲于胶腊坡遂道。 胡国福,男,汉族,湖北省宜昌县黄家冲乡黄家冲村人,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0八部队一中队五小队战士,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修建襄渝铁路中牺牲于胶腊坡遂道。 张望雄,男,汉族,湖北省当阳县前进乡合村人,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0八部队三中队十五小队战士,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在修建襄渝铁路中牺牲于汉江。 薛心焕,男,汉族,湖北省枝江县民主乡和村人,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0八部队一中队一小队给养员,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在修建襄渝铁路中牺牲于蓼叶沟。 安息吧,烈士们,历史会记住你们! 兴山县档案局(史志办) 高光荣烈士之胞弟高光成于古夫... Continue Reading →

Memoir of a Third Front couple in Junxian County, Hubei

三线好人,那曾经的芳华岁月 文 | 邓龙 楔子 三线,曾经是个艰苦环境的代名词。当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号召下,有四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风餐露宿、背扛肩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筑起了共和国的国防钢铁长城。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三线好人? 老照片:李运清与妻子夏范桃结婚纪念照 坐在我面前的两位年逾八旬的白发皓首老人,从他们洪亮话语和烁灼的精神头来看,这对一起走过钻石婚的老夫妇,比实际年纪要年轻些许。 这对老夫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三线建设,真正践行了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誓言。2017年农历正月,笔者应邀采访了两位三线老人,被他们的三线情结深深感动。 从学徒工到秘密参加核工程建设 1948年的农历新年过后,年仅13岁的李运清从武汉近郊的黄陂县(今黄陂区)乡下来到武汉私人工厂当学徒,那时候的学徒先要学会伺候师傅。早上天麻麻亮就得起床烧水做饭,先给师傅沏上茶水,再给师傅倒好洗脸水,再就是去做早饭,等着师傅起床用餐。 这样的日子熬到第三年,即1951年,时年16岁的李运清学徒还没满师,这家私企却关门倒闭了,李运清不得不流落街头。他本可以跟着同伴回乡下去,但个性倔强的他觉得出来几年也没混出名堂,这样回去多没面子,于是,他留在武汉街头,继续四处找工作。李运清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恰在此时,遇上武汉市劳动局为3303兵工厂代为招工,于是,李运清跟着200名学徒走进了中南军区3303兵工厂。那时劳动局为企业代为招工,并非硬性分配指标,用人企业在试用期满对学徒进行考核,考试合格的留下转正,不合格的退回去。一年后,当初进入3303工厂的两百名学徒经过严格考核,只留下一半人,剩余的一半退回社会。李运清又是幸运的,他被作为合格的职工留在3303厂,从此便与军工企业朝夕相伴了六十多年了。 李运清当过私企学徒,受过窝囊气,遭遇过失业之苦,因此在新企业中勤奋工作,积极肯干,为人厚道,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1960年,李运清与老家青梅竹马的姑娘夏范桃喜结良缘。当年,总后勤部科学院某军工厂急需技术人才,由于李运清的出色表现和过硬的业务水平(被评为6级电工技术职称),新婚燕尔的他被总后勤部从武汉抽调来到北京代号309信箱的某军工厂。 1962年,李运清因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做为军工厂的两名代表进入西北罗布泊,参加了中国核武器基地工程建设,并遵守对国家机密的保密承诺:“活着藏在心里,死了带进棺材里”。这段光荣的历史,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此事。 谁不想留在首都北京,可撇下家里的老婆婆谁管? 1965年,李运清喜得闺女,老李心里高兴的像吃了蜜,他多想天天陪着她们母女,可是北京的工作离不开。他一个人远在北京工作,家安在武汉乡里,夫妻分居,天各一方。每每下班回到宿舍,对家人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与日俱增,夫妻团聚的想法只能化作一封封家书,每年只有春节全家人才能团聚。为此,李运清多次打报告要求调回武汉3303厂,但309信箱的军工厂领导都没有批准。 50年代的老照片:曾经属于他们的芳华 那时候能在首都北京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当年,位于北京309信箱的总后某军工厂属于保密单位,对人员调动管控很严,为防止泄露机密,工厂人员调动实行管控,想调进来非常难,想调出去更是难上难。 李运清的妻子夏范桃每年都要不辞辛劳地北上去首都309信箱的军工厂探亲,住上十天半月。夏范桃一来就找厂党委书记软磨硬泡要求调回丈夫,书记说要不你来做临时工,不就解决了团聚问题?谁不想留在首都北京,可是家里撇下老婆婆谁去伺候?夏范桃可不想背上不孝的名义。夏范桃不简单,虽然认不得几个字,但她当年可是黄陂县花石乡有名的铁姑娘,还担任过大队的妇联主任。 夏范桃的父亲是1949年的老党员,解放前在武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香烟配料工作,武汉解放时候,老板吓跑了,按照地下党的要求他带领工人们保护烟草公司的厂房设备,直到人民政府来接管。他在烟厂干了一辈子,多次将调工资的指标让给家境困难的工友,自己八十年代退休后的工资还没有后进厂的学徒高,这样的父亲教出的子女能不优秀吗? 五十年代,为了支援老家的农业生产,夏父将自己工资带头捐献给生产队办水利,买种子农药。那年月买不到化肥,夏范桃就去烟厂动员父亲,说服厂领导,为队上低价购买烟厂的下脚料,作为有机肥料,拉了一车皮烟灰,倒进农田,当年连盛行乡里的蚂蟥都没有了,第二年庄稼喜获高产丰收,夏范桃功不可没。 时间一晃到了1968年,夏范桃又来北京探亲,这次她打定主意一定要想办法将爱人调回武汉,一家人好团聚。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她打听到有个人的家属在309信箱单位,工作却在武汉3303厂,而且那个人与李运清一样都是电工。这一下,309信箱单位的领导终于同意双方对调。年底,夫妻俩终于在武汉3303厂团聚了。 那时候人的思想很单纯,即使首都北京也不稀罕,只恋着家乡。 副业搞得好,工作也有劲头 1969年,武汉3303厂。武汉的家刚刚焐热,三线建设的号角吹响了。李运清回家同爱人商量,厂里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夏范桃啥也没说,埋头收拾行李,第二天就举家迁往郧阳地区(今十堰)均县(今丹江口市)的2385工程筹建处。 3602老厂遗址 1970年,均县2385筹建处。初来乍到的李运清一家经过一年的磨合,不但适应了鄂西北山区的生活,而且很快喜欢上了这里。原来,勤快的老李两口子看中了房前屋后的几块荒地,他们利用工休时间,开荒种菜,养鸡养鸭,搞副业,改善一家五口的生活。 均县山高水长,森林覆盖率高,气温冬暖夏凉,非常适合居住。从此,李运清一家就在这里安下了小窝,过上田园牧歌般的清贫生活。 1973年,当幺女出生的时候,李运清一家已经七口人,上有老娘,下有四个儿女,一大家子人要吃饭,老李的担子不轻。这时,工厂领导考虑到老李家困难多,就安排夏范桃到食堂工作,一家人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采访中,李运清一直还在念叨说,在山里,副业搞得好,工作也有劲头,工作和副业两不耽误。他和爱人都是来自农村,没有别的嗜好,但他们对土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挚爱。他俩喜欢种菜搞副业。春天的韭菜、土豆、包菜;夏天的瓜豆、苋菜、茄子;秋天的萝卜、白菜、芹菜;冬天的胡萝卜、菠菜和上海青,哪一样都少不了,哪一样都长的好。 老李夫妇用鸡鸭粪上菜园,用产出的菜叶喂鸡鸭,有时还到附近的堰塘里捞鱼虾、河蚌伺喂家禽,这样的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带来的效益也是可观的,一家人青菜不用买,鸡蛋不用买,鸡鸭鱼肉不用买,自家吃的好,还能节省许多开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老李家的带动下,周围许多职工家属纷纷搞起副业,既合理利用了荒地资源,又解决了吃菜的问题。这在三线建设之初,几乎所有的三线厂都出现过这种事情,这是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后来当地老乡编了几句顺口溜,“军工厂里真奇怪,不学大庆学大寨,松树林子种白菜”。其实,当地老乡们的种菜手艺还赶不上军工厂的老李他们。 李运清和老伴不但在副业上搞的好,在工作上也是业务骨干。3602工厂二三工区需要建设两所配电室,他带着一班年轻的学徒工参加安装调试,没日没夜地干,直到安全交付使用。 1979年7月,经武汉军区后勤部工厂局批准,工厂自筹材料开始建设电影院,1981年主体完工,电影院内部线路、灯光、音响、电扇等安装调试工作交给了李运清所带的机电科电工班。当时没有安装图纸,自己设计自己安装。李运清白天扎在工地,晚上回家画图计算,一连搞了二十多天,终于在元旦前完成施工任务,交付使用。 从此,厂里的职工家属告别了露天电影院,不管刮风下雨都能观看电影了。 夏范桃在食堂上班做早点,经常夜里三四点就要起床去食堂发面做面点,为丰富职工家属的早餐,她苦干勤学,除了做好馒头、包子、花卷,还学会做欢喜坨、发糕等面点。不但自己做,还带徒弟,早出晚归,她在后勤食堂的工作表现,也是人人伸大拇指。 小孩就像一棵小树,不但要浇水施肥,还要勤管护 工作上严谨,家庭教育方面也严格。李运清对四个子女讲了四句话,“尊敬师长、热爱劳动、服从安排、要求进步”。要求他们上班提前10分钟到岗位,工作上不挑不拣,服从领导安排,积极进步。他经常不定期地回访四个孩子的工作,哪里做的不好,回家了就要开家庭会议,严厉批评,帮助孩子们改正错误。总之,他对子女要求就一个字——严,严厉的背后却是爱护。他经常讲小孩就像一棵小树,不但要浇水施肥,还要勤管护,莫让大风刮歪了。 严师出高徒,1990年代,他的四个子女有两个先后入党,两个儿子分别担任一、二车间的团支书,工作开展的很红火。四个儿女个个都是单位的业务尖子,即使后来工厂破产倒闭,他们外出打工,那也个个是私企老板手下的得力干将。 2017年李运清与妻子夏范桃合影 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捐助非亲非故的倒舍得,图个啥? 李运清和老伴在生活上保持着传统和节俭,在工厂效益好的时候,他们家有六个人工作,按说家境还算殷实,但在吃穿用方面却很“抠门”。能不花的尽量不花,能节省的尽量不浪费。但听说哪里闹水灾、地震等灾害,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捐款捐物。 1998年,遭遇特大洪灾。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爆发百年一遇的洪灾,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最重的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四省份。当时工厂号召全厂干群捐款捐物,支援灾区。李运清和老伴带头捐款600元,还发动四个子女到各自单位捐款。此事经当时的《郧阳日报》报道,引起不小的反响,但也有风凉话,看他们一家平时那么节俭,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捐助非亲非故的倒舍得,图个啥? 这话传到老李老俩口耳朵里,老俩人听过相视一笑,该干嘛还干嘛。后来汶川发生地震,退休后的老李和老伴又捐款捐物,支援灾区建设。做父母的表率作用促使四个孩子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不管他们在哪个单位,只要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都会积极倡议。 全家福 青春芳华绽放在三线山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运清夫妻俩相续退休,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工作岗位,后来随着总厂战略转移进了城。进城后仍然保持山里的好传统,对孩子们的教育不放松,经常唠叨他们,进城了也不能贪图享乐,工作上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也不能大手大脚,该节俭的还是要节俭;遇到小区需要济贫帮困的事,老两口总是伸出援助之手。 2008年5月的一天,李运清夫妇在电视上看到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震区路断房塌、人员伤亡,损失巨大。老两口看着电视眼泪直流,晚上就召集四个子女开会,要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灾区捐款捐物。当时,老两口退休工资并不高,两人一商量还是拿出一部分退休工资,捐献给了灾区。后期,随着天气变冷,灾区缺衣缺被,他们又主动捐献棉衣棉被,这种持之以恒的扶危济困的正能量,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眼前这两位面带慈祥的和善老人,用一生投身到鄂西三线建设中,他们得到什么呢?至今仍然住在军工社区的老房子里,家具基本上还是从山里带出来的,沙发还是那种老样式,狭小的客厅里摆着两只小马扎,迎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旁边挂着老相框,整齐地摆放着老照片,屋里挂着一只15瓦的灯泡……我被他们的节俭折服了。 从十六岁进入军工系统,他们的青春芳华绽放在建设三线的路上,苦啊累啊的话语,很少听见他们说出来,反倒听到他们多次提到“山里好搞副业,日子过得踏实”这样的话语。他们以苦为乐,过着平凡而踏实的生活,到如今他们走过了近七十年的苦乐年华,始终与三线军工厂朝夕相处,从未离开。 岁月悠悠,长路漫漫,“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他们守卫着三线人的初心,践行了三线人的誓言,他们是三线好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gakq9x8.html

Bo Yibo recalls the Third Front campaign

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能巨大灾害。报告建设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8年之久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主席和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式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主席听取了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并讲了一些他的想法,大意是: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   5月2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大家认为,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小平同志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周总理说:计划方法要总结经验,不能在搞苏联的那一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发展下去更不平衡。1964年的基本建设要重新排队。少奇同志也指出;大家要多搞基本建设,但不能过多,只能办几件事,一切要保持过去几年的做法,不能一下放松。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1、 改变计划方法。毛主席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有计划不进去。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 进行备战。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用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们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我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建设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吕正操、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对上述各项工作,确定由专案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用8、9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由分别成立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同志负责。彭德怀同志被“罢官”后,1965年也到西南三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指挥。西北三线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宋平同志负责。   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规划于短期内,在省后方的连县、连山、连南一带建设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炸药厂,在海南建设地雷厂、合成氨厂(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硝铵炸药);各专区都建立军械修配和子弹厂;将广州及沿海城市的部分民用工厂和高等院校迁至三线(小三线);加强国防公路、通讯网、电力及物资储备仓库等的建设;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并适当增建学校和医院。   毛主席对广东省委的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于22日批请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和罗瑞卿同志传阅并写下了以下批语:“广东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小平)、彭(真)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呢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十五亿元左右 ,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周总理当即将毛主席的批语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并于25日同罗瑞卿同志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报中央书记处审批。   一、二线各省自治区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及广东省委的报告后,立即仿效,根据本省的需要和可能,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支援农业的工厂及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其行动之快,超出人们预料。这样,在备战的工作上。大小三线全面展开,齐头并进。   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此外,还有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一期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军事工业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内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情况。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面临金沙江,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毛主席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的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厂址,绝大多数地点即无铁又没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在评议中,程子华同志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攀枝花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资源,并且靠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虽距攀枝花较近,但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的,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持异议,论证工作迟迟不能定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李富春同志都赞成程子华同志的主张,在攀枝花建厂,并对迟迟不能确定厂址而着急,于是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思虑再三,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见,程子华同志定不下来,就到毛主席那里定把。周总理带着富春和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964年10月间,李富春同志和我到西南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先都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毛主席对钢厂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见,同意了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1350万吨、生铁160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接着,我们到攀枝花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那里崇山峻岭、深谷激流、地势隐蔽,建厂初期虽然交通条件差一些,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确是一个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更感到程子华同志、冶金部的同志及有关专家坚持在攀枝花建厂的意见是对的,毛主席的决断是正确的。   1965年11月至次年1月,小平同志带领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视察三线建设的部署。我和李富春同志陪小平同志先到西北看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天工业基地和酒泉钢铁厂等。到四川后,我因有他事先回北京,小平同志赴西南三线视察。小平同志看了攀枝花后,认为那里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钢的建设方案。   Source

The itinerary for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Panzhihua in 1965

我随小平同志视察攀枝花 作者:单兰山   当时我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的秘书,多次随程子华到三线建设现场调研,也曾陪同李富春副总理等视察过三线工地。对西南三线的各个厂址和攀枝花周边的地理、地貌以及气候等都很了解,加之我还有一个摄影的业余爱好,所以,在这特定的条件下,经过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程子华商议,决定派我担任邓小平的随行摄影和记录工作。 1965年11月8日上午  邓小平在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成都双流机场乘苏制伊尔—14专机飞往西昌。当飞机通过大小凉山上空时,颠簸得很厉害,但没有影响首长们的交谈,邓小平问:“凉山地区人民生活怎么样?”李井泉回答:“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少数民族生活仍比较困难。四川省政府做了一些救济工作。”我在飞机上想拍首长们交谈的镜头,又一想,拍照会干扰首长的谈话,再说,还没有到视察工地。于是,我就打消了在飞机上拍摄的念头。邓小平对时间抓得很紧,从飞机场乘车就直奔西昌钢铁厂、火车站站址及街头集市考察,经程子华劝说才回到西昌邛海招待所吃午饭。 11月9日早晨 邓小平一行开始“长征”去攀枝花视察工作。途经毛牛山、会里、鱼鲊、拉鲊、永仁、仁和等山村,当汽车行驶到会理白马庙时,邓小平让车停下来,他站在山坡上对大家介绍起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情形:红军连夜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掩护一、三军团集中到皎平渡江。毛主席住在白马庙,在这里开会、休息,五天后继续北上。 当汽车行驶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土路上时,有的同志晕车呕吐。但邓小平不顾坐车的劳累,在沿途不断停下车听取程子华、吕正操和杨超汇报1958年“大跃进”下马的相关厂矿的情况。邓小平途中看到少数民族姑娘组成的民工修路队,就走下汽车,十分亲切地询问她们劳动和生活的情况。姑娘们一边仔细听邓小平的询问,一边说着我们不懂的少数民族语言。邓小平对程子华说:“少数民族参加三线建设劳动是一件好事,既解决了三线建设人员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民族生活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军民大联合共建三线。” 在拉鲊江岸休息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向邓小平汇报:“为解决山区老百姓坐火车和运输的困难,在成昆线上建了一些像拉鲊这样的小型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说:“很好嘛!搞铁路建设就是为人民方便。”邓小平一路上兴致勃勃,平易近人,和大家谈笑风生,吃住和大家一样,没有官架子。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一路上还不忘记问候我们后勤工作人员,每次吃饭的时候都问工作人员来了没有。记得刚到攀枝花吃晚饭时,我突然听到邓小平高声问:“小摄影师来了没有?”我激动地回答:“到!谢谢首长的关心。”铁道兵副司令郭维城和我是好战友,他和我开玩笑说:“单秘书不简单哟!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不忘记你这位摄影师,你在小平同志心中挂上了号。” 11月10日下午 当邓小平在李井泉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金沙江畔冶金指挥部时,指挥部里人山人海,工程技术人员、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的官兵们蜂拥而来,顿时欢声四起,掌声如雷,震动山腰,经久不息。邓小平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大家同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祝小平同志身体健康!”李井泉站在山坡上大声说:“请大家回去工作,小平同志到现场看望你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奔回各自岗位。邓小平不顾坐车的疲劳,在李井泉和程子华等陪同下健步来到刚建成不久的金沙江大吊桥视察,他不仅仔细观察大桥钢结构,而且询问了徐驰有关工人施工安全的情况。邓小平对程子华说:“攀枝花地区多建大小桥梁,这样金沙江两岸的交通就活了嘛!”程子华当即表态说按总书记的指示办。 11月11日早上 邓小平步行来到弄弄坪钢铁厂址视察。程子华在现场向邓小平汇报:攀枝花钢铁厂三面是金沙江包围的月亮形,另一面靠攀枝花山脉,位于方圆仅有2.5平方公里的陡坡上,建成后可年产150万吨钢铁。这里有丰富的钒、钛、铁矿资源。钢铁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而且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钢铁厂,环境也很优美,是一座战备条件下的钢铁厂。攀枝花将建成以钢铁为主的现代化的钢铁山城。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个钢铁厂选得很好,是你们实地调查研究的结果。建工厂不占或少占粮田的问题讲了多少年,你们带了个好头,请国务院那些部委同志来看看嘛!”随后,邓小平来到金沙江岸边,观赏着滚滚奔腾的金沙江水打起的浪花,他面带笑容地说:“这里自然风光很美哟,山水甲天下,是一座花园式的钢铁厂嘛!”

A memoir recounting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Panzhihua

我随小平同志视察攀枝花 2018年02月22日13:57 1965年11月3日至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西南三线建设,因为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邓小平是秘密到三线视察工作的,所以并没有记者跟随采访报道。 当时我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的秘书,多次随程子华到三线建设现场调研,也曾陪同李富春副总理等视察过三线工地。对西南三线的各个厂址和攀枝花周边的地理、地貌以及气候等都很了解,加之我还有一个摄影的业余爱好,所以,在这特定的条件下,经过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程子华商议,决定派我担任邓小平的随行摄影和记录工作。 1965年11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成都双流机场乘苏制伊尔—14专机飞往西昌。当飞机通过大小凉山上空时,颠簸得很厉害,但没有影响首长们的交谈,邓小平问:“凉山地区人民生活怎么样?”李井泉回答:“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少数民族生活仍比较困难。四川省政府做了一些救济工作。”我在飞机上想拍首长们交谈的镜头,又一想,拍照会干扰首长的谈话,再说,还没有到视察工地。于是,我就打消了在飞机上拍摄的念头。邓小平对时间抓得很紧,从飞机场乘车就直奔西昌钢铁厂、火车站站址及街头集市考察,经程子华劝说才回到西昌邛海招待所吃午饭。 11月9日早晨,邓小平一行开始“长征”去攀枝花视察工作。途经毛牛山、会里、鱼鲊、拉鲊、永仁、仁和等山村,当汽车行驶到会理白马庙时,邓小平让车停下来,他站在山坡上对大家介绍起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情形:红军连夜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掩护一、三军团集中到皎平渡江。毛主席住在白马庙,在这里开会、休息,五天后继续北上。 当汽车行驶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土路上时,有的同志晕车呕吐。但邓小平不顾坐车的劳累,在沿途不断停下车听取程子华、吕正操和杨超汇报1958年“大跃进”下马的相关厂矿的情况。邓小平途中看到少数民族姑娘组成的民工修路队,就走下汽车,十分亲切地询问她们劳动和生活的情况。姑娘们一边仔细听邓小平的询问,一边说着我们不懂的少数民族语言。邓小平对程子华说:“少数民族参加三线建设劳动是一件好事,既解决了三线建设人员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民族生活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军民大联合共建三线。” 在拉鲊江岸休息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向邓小平汇报:“为解决山区老百姓坐火车和运输的困难,在成昆线上建了一些像拉鲊这样的小型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说:“很好嘛!搞铁路建设就是为人民方便。”邓小平一路上兴致勃勃,平易近人,和大家谈笑风生,吃住和大家一样,没有官架子。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一路上还不忘记问候我们后勤工作人员,每次吃饭的时候都问工作人员来了没有。记得刚到攀枝花吃晚饭时,我突然听到邓小平高声问:“小摄影师来了没有?”我激动地回答:“到!谢谢首长的关心。”铁道兵副司令郭维城和我是好战友,他和我开玩笑说:“单秘书不简单哟!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不忘记你这位摄影师,你在小平同志心中挂上了号。” 11月10日下午,当邓小平在李井泉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金沙江畔冶金指挥部时,指挥部里人山人海,工程技术人员、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的官兵们蜂拥而来,顿时欢声四起,掌声如雷,震动山腰,经久不息。邓小平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大家同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祝小平同志身体健康!”李井泉站在山坡上大声说:“请大家回去工作,小平同志到现场看望你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奔回各自岗位。邓小平不顾坐车的疲劳,在李井泉和程子华等陪同下健步来到刚建成不久的金沙江大吊桥视察,他不仅仔细观察大桥钢结构,而且询问了徐驰有关工人施工安全的情况。邓小平对程子华说:“攀枝花地区多建大小桥梁,这样金沙江两岸的交通就活了嘛!”程子华当即表态说按总书记的指示办。 11月11日早上,邓小平步行来到弄弄坪钢铁厂址视察。程子华在现场向邓小平汇报:攀枝花钢铁厂三面是金沙江包围的月亮形,另一面靠攀枝花山脉,位于方圆仅有2.5平方公里的陡坡上,建成后可年产150万吨钢铁。这里有丰富的钒、钛、铁矿资源。钢铁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而且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钢铁厂,环境也很优美,是一座战备条件下的钢铁厂。攀枝花将建成以钢铁为主的现代化的钢铁山城。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个钢铁厂选得很好,是你们实地调查研究的结果。建工厂不占或少占粮田的问题讲了多少年,你们带了个好头,请国务院那些部委同志来看看嘛!”随后,邓小平来到金沙江岸边,观赏着滚滚奔腾的金沙江水打起的浪花,他面带笑容地说:“这里自然风光很美哟,山水甲天下,是一座花园式的钢铁厂嘛!” 下午看矿山更为艰难,吉普车沿着老百姓上山拾柴的羊肠土路到山脚下,有的地方根本不能坐车,只好步行爬山到尖包包、兰家火山、朱家包包、钒钛矿山、宝顶山煤矿、发电厂和水泥厂址等。程子华和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向邓小平汇报了地质勘探及矿产资源的情况。邓小平说:“铁矿资源是建钢铁厂的基础嘛!”他指着金沙江两岸,不断对程子华问这问那,似乎要把渡口工业区的每一项建设工程都记在心中。这时已近黄昏,太阳在西山顶部照射出黄色的晚霞,金沙江两岸的寒风呼呼地吹,气温随风而降。于是李井泉请邓小平离开现场返回冶金指挥部。 11月12日,邓小平在冶金指挥部干打垒模型室里,听取冶金部副部长徐驰和程子华汇报《渡口总体布局和66年施工计划》,徐驰就沙盘布局汇报后,程子华汇报说:“西南三线建设的重心,首先要解决钢铁厂的问题。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200多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又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大部分同志倾向钢铁基地建在攀枝花弄弄坪。”邓小平指出:“你们先调查研究,再提出厂址的指导思想对头,我党我军之所以取得彻底的胜利,就是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我们就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也是先看,后听你们的汇报才有发言权嘛,攀枝花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是建设钢铁基地最理想的地方,大家看准了就干。不要建了这个,又破坏那个,如金沙江水质不能被污染,山水树木不能被破坏,否则就成败家子。许多三线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工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这样有个好处,附近社员就爱护工厂,不去工厂里随便拿东西。工业支持农业,农业反过来支持工业,这就是加强工农联盟的大问题。” 11月13日,邓小平在渡口作了形势报告。李井泉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冶金指挥部、铁道兵、基建工程兵、西南局、三线建委、中央部委和西南三省的负责同志及工程技术人员200多人。会场设在冶金指挥部门前的山坡上,主席台就是山坡台阶,没有桌椅和扩音设备,大家提前20分钟坐在地上等候邓小平作报告。邓小平在李井泉等陪同下来到会场,顿时大家起立热烈鼓掌,邓小平多次招手致意。李井泉宣布大会开始,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作报告。邓小平讲:“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发扬延安精神,加快三线建设。” 同志们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30分钟的讲话中,有多次掌声打断邓小平的讲话。李井泉宣布会议结束时,大家鼓掌目送邓小平走下主席台。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的同志围住我说:“你拍的照片给我们作个纪念吧。我们能有这样幸福的时刻,聆听小平总书记的教诲,真是终生难忘。我们坚决贯彻总书记的指示,发扬延安精神,早日完成三线建设任务,让毛主席睡好觉,让党中央和邓小平总书记放心。” 14日,肖里大姐急急忙忙地来到我房间说:“李井泉同志建议小平同志和大家拍张合影。请你快去金沙江边选合影的地点。”虽然程子华曾说不安排邓小平活动了,但作为随行工作人员,特别是我,要做好随时拍摄的准备。我对肖里大姐一路上的“突然袭击”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也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我把已经准备好的相机一挎,拿起三脚架急忙来到金沙江岸边选合影地点,本想以金沙江吊桥为背景,因距离远看不清楚,而且人被太阳直射,我怕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不好,经过反复比较,决定以攀枝花山脉为背景拍摄。这时邓小平、卓琳、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连说带笑地向这里走来,30余人簇拥着邓小平排成两排,我在取景框里一看队形太长,但也不便再移动哪位首长的位置,于是,我决定采取拍接片的手法,以突出人物为主,并用闪光灯补光拍摄。我高举左手示意首长们开拍,随即稳稳地按下了快门。然后我又跑到距离首长们15米的地方补拍了一张合影像。拍完合影,邓小平亲切地和我握着手说:“谢谢摄影师同志!”我激动地给首长敬了个军礼。 15日上午8时,邓小平告别攀枝花返回西昌时,渡口冶金指挥部全体同志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单兰山)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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